黃賢：長和賣港口風波——做足功課 理智應對

【明報文章】長和集團早前擬出售在中國以外，包括在巴拿馬、波蘭等多個國家的港口經營權，於輿論界掀起一場風暴，線上線下相互引用拔高，似乎在隔洋呼應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日益瘋狂。

遺憾的是，少有人有做功課分析巴拿馬怎樣進入特朗普的視野，繼而成為熱門議題。沒有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兹不妨補交功課，方便釐清事件來龍去脈和時序，繼而分析賣抑或不賣對各方的利弊；最後分析一下輿論界遇上同樣情景應如何自處，特別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如何「深化國際合作」。

特朗普第一次當選後，2017年6月19日接見巴拿馬總統巴雷拉，談到美巴間的「密切聯繫和長期的伙伴關係」，認為「一切順利」。更重要的是，當時6天前，巴拿馬才與台灣斷交，同年11月加入「一帶一路」，也未必當一回事。特朗普當時更關心的，只是他在巴拿馬城的物業糾紛，及「我們那棟特朗普酒店還是巴拿馬最高的建築嗎」（註1）。

然而，特朗普第二次當選後立即發難，甫就任就初步「裁定」中國共產黨對巴拿馬地區的「影響和控制」構成對運河的「威脅」。儘管經營巴拿馬運河兩端兩個碼頭的，是香港私營的長和公司，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卻明確表態：香港公司也「必定受中國政府控制，不復自主，必須聽命，出現危機時會成為直接威脅」。

波蘭的格丁尼亞港事件

特朗普的180度轉變，固然有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但近因卻的的確確是一宗危機成為「直接威脅」，也是此威脅才導致近日的發展。

危機於2023年8月在波蘭的格丁尼亞（Gdynia）港發生，震驚了美國高層。該港口也是由長和管理，佔地20公頃，泊位足足近600米，對面是波蘭特種部隊基地和海軍造船基地；美國國防部則臨時租用附近泊位，用以向烏克蘭輸送軍事輜重。當時，美國海軍一艘滾裝船準備停泊卸貨，該船約長207米、寬29米，滿載排水量3.4萬噸，是用來運載坦克、裝甲車、直升機等烏克蘭急需的重型武器。停泊時，人員發現船頭必須伸入長和管轄範圍內約50米，但被拒絕，只好駛離到其他港口卸貨，耽誤了軍援（註2）。

格丁尼亞事件不僅觸動美國神經，還印證了歐盟的顧慮。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同樣關注，事件促使特朗普加碼針對長和在巴拿馬的類似安排。歐洲方面，2022年俄國入侵烏克蘭後，波蘭有傳媒就做了詳細推演，預測到中資（也點名了長和）在港口的投資會對北約帶來麻煩，還特別強調格丁尼亞港（註3）。事件後，波蘭啟動程序將該港口列為關鍵設施，並開始調查長和碼頭，預演了巴拿馬今年的做法。

巴拿馬港口問題 已不能孤立處理

總言之，格丁尼亞事件才是長和日後出售港口的真正導火線，不僅因為特朗普針對巴拿馬，還因為歐盟也會作出類似回應，以落實歐洲議會2024年的「制定全面的歐洲港口戰略宣言」。巴拿馬港口問題已不能切割、不能孤立處理，因早就扯上格丁尼亞港。

格丁尼亞事件中，拒絕美國軍艦卸貨是否明智、該決定究竟是港口還是由長和總部抑或更高當局作出，對了解事件至關重要，有利日後應對類似危機。但對巴拿馬的事態發展則根本不重要了，因為美國已因此認定「香港公司也必定受中國政府控制，不復自主，必須聽命」。或許這是「吃死貓」（「無理硬加的」），惟已無關痛癢，關鍵是如何應對——應對策略不外繼續斡旋和策略轉移。

「繼續斡旋」貌似圓滑，若失敗的代價可控，也不妨嘗試；然而處理不當，美國對港資「必須聽命」的認定將不僅適用於巴拿馬，遲早還會類推到所有長和經營的港口，乃至其他中資經營的港口；也不一定僅限於港口、航運領域，可無理蔓延到其他行業。在巴拿馬問題上，特朗普立場日趨強硬、誓不罷休，還操弄線上線下相互引用拔高，難以調和，不能不防止矛盾升級惡化。需要的是感悟「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蘇軾《留侯論》）。

就以航運領域為例，美國目前在執行而各國（包括中國）在配合的多項域外措施，宛若「字母湯」——IMO SOLAS/ISPS、AMR、TPAT等，幾乎任何一項都可針對地加強執行或增加要求，後患無窮。惟考慮到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定律，兹不贅。

採策略轉移 為事態降溫

相反，長和集團採取策略轉移，以一貫資產炒作風格，以逐利手段令「清理戰場」合理化，以致事態沒有惡化，還明顯降溫，既贏得時間，也避免矛盾上升到國家層面或蔓延到別的領域。而擬接盤經營的MSC/TiL是歐盟公司，美國很難找藉口打壓，一切經營如舊，為不幸事件畫個句號。MSC/TiL又是私人公司，不必公開向股東交代格丁尼亞事件決策過程。MSC作為世界最大的航運公司，更是中國造船工業的大買家，訂單不斷……

反而熱鬧在香港，沒有休止迹象，不禁要探討特區政府、香港的中資輿論機構該如何自處：

外交問題，按《基本法》歸國家管，特區不必也不得超前好鬥、逞強壞事，把原本日趨平靜的危機再度炒熱；而拔高後的論述還恰恰認證了「香港公司也必定受中國政府控制，不復自主，必須聽命」的指控，為自己挖坑。

港深化國際合作 勿犯左傾幼稚病

香港特區執行一國兩制、執行國家定下的「深化國際合作」要求；若要成功，必須嚴格區分對待港資、民企、國企，必須化政治為經濟、大事化了，而不是拔高攀比，犯左傾幼稚病。改革開放早期，我在法律工作中，每每涉及政治問題，也是採取此策略化解來自形形色色的「四人幫」、極左的干擾。

不知道中資輿論近日發難的來龍去脈；唯一合理解釋是想套用當年周恩來「訓斥廖承志」的婉轉處理手段，假藉網友表態。但那是小罵大幫忙，而不是大罵幫倒忙。

是時候降溫、煞停操作。國際大形勢下，各種新的危機會接踵而來，需要更理智、更清醒地應對，更要做足功課。

註1：Jon Lee Anderson, “The Diplomat Who Qui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New Yorker, 21 May 2018.

註2：”Chinese presence in a Polish port triggers security fears”, Politico, 3 Apr 2024.

註3：”NATO in deep water because of Chinese port investments”, VSquare, 18 Oct 2022.

作者是策略顧問，曾於北京大學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講授國際經濟法、公司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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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