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沈逸：中美關係 面臨新的不確定性與挑戰
【明報文章】2024年美國大選塵埃落定，特朗普再次贏得總統大位，標誌着美國政治的劇烈轉向，並對中美關係帶來新的不確定性。此次選舉不僅讓特朗普回歸白宮，共和黨還奪回了參議院控制權，並有望繼續掌控眾議院。面對這個全新的「紅色」政治格局，中美關係將迎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變數。
個性化執政風格 添不確定性
特朗普自2016年勝選入主白宮以來，以極具個人色彩的執政風格打破了傳統政治規範。第一任期內，他通過社交媒體發布政策、單方面發起貿易戰，甚至在國際外交場合表現出「不拘小節」的風格。這種個性化的執政方式，不僅令國際社會感到震驚，也對中美關係增添了諸多不確定因素。
相比拜登的多邊合作與理性溝通，特朗普偏愛單邊主義和極限施壓策略，對複雜問題的解決，往往以「短期主義」、「主觀-隨意」、「自我中心-自戀」、「直覺-強硬」及「選擇性自我肯定」等五大特點的所謂「交易」模式着手。經驗事實證明，無論是中美貿易戰還是處理朝鮮半島核問題，這種所謂「交易」，更容易產生的是心理與認知層面的衝擊和挑戰。第二任期內的特朗普，很難實質超越這種個性化風格塑造的行為模式。
團隊更替 帶來政策不確定性
相比第一任期，特朗普的團隊組成或將是對中美關係影響更大的變數。作為共和黨保守派的代表，特朗普在組建內閣時更傾向任用立場堅定的保守派人物。
共和黨控制了參議院，這意味着特朗普擁有更大權力來選擇和任命立場激進的團隊成員，尤其是在經濟、外交和國防等核心領域。這完全可能導致一批比特朗普更鹵莽、更暴衝，也更缺乏戰略與政策制訂實質經驗的「偽內行」佔據關鍵職位，繼而導致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某些政策，會更缺乏常識，更加為激進而激進、為強硬而強硬。
對此，中國需要做好施以必要之正面反制，及由此引發顛簸起伏的準備。同時需要指出，這些擅長表演強硬又精於政治精算的「偽內行」，其實並不具備真正意義上長期持續戰略博弈的有效能力。因此，頂住其短期投機性的各種訛詐，將成為處理第二任期中美關係的關鍵。
在經貿領域，特朗普團隊可能由一批思想停留在19至20世紀中期、對「重商主義」有特殊偏好、幻想可以將美國超越時空拉回到「過去美好歲月」的特殊群體所構成。這些群體，特別是特朗普本人，對關稅、全球貿易、產業和供應鏈，缺乏準確認識和理解。基於錯誤認知，在經貿領域出台錯誤的戰略與政策，將是某種形式的必然。
同時，由於良好的自我感覺，以及美國國內政治撕裂導致「激進不絕對，就是絕對不激進」的非健康氛圍，不能排除在當前各項政策基礎上，特朗普可能授意其經濟團隊出台更激進的對抗與壓制策略。這將顯著增加美方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中國企業在美經營的風險。
在外交與國防領域的團隊構成中，對特朗普本人來說，將繼續遵循「忠誠」和「安全」原則，選擇一些得其信任、毋須擔心憑藉能力會威脅和挑戰特朗普在團隊內位置的人選。這有可能導致美國戰略規劃與政策制訂及執行能力持續下降，不確定性顯著提升。
美國內部撕裂帶來的政策掣肘
截至筆者完稿，根據美聯社數據，雖然共和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暫未拿到過半的218席，但已具較顯著優勢；再加上已拿下的參議院，及最高法院大法官中保守派佔多數的情勢，將很可能使特朗普接近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中佔據主導地位。
這種接近「全紅」的局勢之下，共和黨內激進派獲得更大影響力，可能會推動一系列極端政策，這些政策將加大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強硬態勢。然而，黨內派系鬥爭和內部撕裂的隱患，也將對特朗普政策的落實帶來挑戰。
在對華政策上，共和黨激進派可能推動更具敵意的立法，增加美國對中國的打壓。然而，黨內分歧也會帶來掣肘，尤其是部分溫和派共和黨人，或許會對過於極端的政策提出質疑。這種內部的政治博弈，可能令特朗普在對華政策上出現反覆和不穩定狀况。
此外，美國內部存在的經濟結構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移民問題等，都使特朗普政府必須將精力投入國內問題。共和黨內部的激進派及溫和派，在許多議題上的立場截然不同，尤其在移民、文化和經濟等議題上。這種撕裂會使特朗普政府面臨較大內部壓力，影響其對外政策的實施。對中國而言，美國這種內部分裂和政策掣肘，意味着其對華政策的不可預測性增加。
客觀上說，若特朗普上任後如期展開具有某種結構性特徵的內部政治清算與報復，可能會令中美關係面臨更深遠的衝擊與挑戰。
更重要的是，今天美國面對眾多深層次問題——無論是債務危機，還是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美國的問題已不再局限於外部挑戰，更多的是內在困境的顯現。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選民選擇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能夠提供一種「情緒價值」，即滿足選民對舊秩序和美國夢的情感依賴。然而，特朗普在認知能力和知識體系上的局限、其個性中的莽撞特質，以及對權力的獨特掌控方式，使他在解決這些實際問題上難以提出系統性的方案。
中美關係的結構性錨點
儘管特朗普再度當選及共和黨的「一黨掌控」，將對中美關係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但兩國關係的結構性錨點依舊存在。中美關係的基礎，是兩國實力對比和各自的國際地位；而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個性化風格，更多是對傳統外交行為模式和固有認知的一種衝擊。這種衝擊可能帶來意料之外的風險，惟它不太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美關係的長期結構。
經歷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衝擊後，中國在對美政策上已具備更為系統的應對經驗。在全球競爭格局中，中美兩國實力對比持續發生動態變化。中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等多個領域不斷發展，使其在應對美國壓力時具備了更大的戰略迴旋餘地。
未來4年，儘管中美關係面臨新的不確定性挑戰，但中國將繼續推動自身穩定發展，通過擴大國內市場、深化技術創新、優化產業鏈等方式，來增強抵禦外部壓力的能力。在這種背景下，中美關係的波動和衝突，更多將體現在心理預期上，而非實質性的威脅和挑戰。
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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