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小駿：思維慣性與民生問題

【明報文章】香港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心靈上的創傷。然而，在100多年來，香港也是作為與祖國內地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公共治理等各方面的一個鮮明對照，及某種程度上的「學習榜樣」而存在。兩地之間曾存在的巨大現代化落差，既構成了中國內地對於香港的「學習優等生」式的歷史想像和思維慣性，也構成了香港自身傳承下來的城市性格，與社會心理的重要基石。

「香港模式」的重要思考課題

特別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騰飛奇蹟，更是對於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混亂狀態的祖國內地具有足夠吸引力。「再造幾個香港」，成為1990年代中國內地對於國家改革開放具體願景從上至下的普遍認知。

然而作為一個樣板，香港崇奉高度自由市場的發展模式，也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逐漸暴露出自身的嚴重問題，開始顯現出因自由放任發展模式而衍生出來的、經濟民生領域的連帶問題。

如何更好平衡政府與市場在各類民生領域中的作用，成為全球思考與觀察「香港模式」的重要課題。

香港的民生問題，突出體現於紓解基層市民住房、醫療、扶貧和安老等基本民生問題時，政府所面對的長期深層次、結構性困難；民生領域治理上的困難，一度進一步傳導為政治上的危機，在內外複雜因素影響下，終於為外部「顏色革命」勢力所利用，於2019年出現了對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構成嚴重挑戰的政治事件。

民生痼疾難解 源於放任式管治思維慣性

住房、醫療、貧困、安老和青年問題，是困擾香港管治的民生痼疾，也是壓在香港市民心頭的「五座大山」。但細究起來，香港回歸祖國20餘年來，之所以這5個重要的民生問題，在中央不斷督促及市民群眾呼聲訴求高漲的狀况下遲遲得不到解決，其核心原因正在於放任式管治哲學所帶來的強大思維慣性。這一慣性，又與傳統上香港社會對內地發展模式的潛在抗拒心理，互相交織。所形成的疊加效果，對香港的社會治理帶來巨大影響。

原始放任型資本主義模式，得到西方保守派勢力基於其政治經濟理念的鼓勵，例如美國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即是一例。成立於1973年的傳統基金會，是美國保守勢力的大本營和重要參謀智囊機構。為了按照自由放任主義經濟觀和「華盛頓共識」塑造冷戰後的世界經濟格局，該基金會連同《華爾街日報》於1995年起公布所謂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及排名。

但這個排名中的「自由」，實際是有非常具體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意涵——它意味着政府對市場活動的干預和調控最小、對投資和產業的規管最少、政府依靠資本和市場提供各項服務的程度最高、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扶助最缺乏。其真正鼓勵的是市場化、去監管化（deregulation）和「弱政府」。

傳統基金會認為，此種自由放任主義的管治，必然會導向經濟繁榮。惟即使美國自己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也對此予以公開質疑。例如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2005年出版的《終結貧困：我們時代的經濟可能性》（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一書中談到「經濟自由度指數」時，就直截了當地評論說：

「這裏我們再一次看到了神奇的想法。經濟發展好似在一條直路上開車：僅只有一個方向，問題只是在於行駛速度。愈多的自由……就會帶來愈快的發展……然而，這顯然並非事實。實際上，在經濟自由度指數上獲得良好評分，並非通往極樂世界的『十步指南』，更非解釋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速度的強而有力原因。經濟自由度評分低但經濟快速成長的例子數不勝數……在另一方面，經濟自由度評分上佳，經濟卻發展緩慢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註）

解決民生困難 唯有勇於革新管治哲學

強大思維慣性的存在，是有效解決香港民生問題的基礎障礙。面對一個多世紀積累起來、亟待解決的各類民生困難，唯有勇於革新不合時宜的管治哲學，以改革精神聚焦解決實際問題，香港的民生痼疾方能有望找到解決之道。「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

註：Jeffrey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The Penguin Press (New York, NY), 2005, pp.319-320

作者是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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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小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