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林緻茵：冒牌水風波將如何影響部門首長責任制
【明報文章】政府早前公布「檢討政府採購機制專責小組」報告，以及「採購瓶裝飲用水事件」的紀律調查結果與後續行動。紀律調查指出，3名物流服務署人員表現未達標，欠缺應有的警覺與判斷力。至於時任物流署長陳嘉信，則未受紀律懲處，但政府撤回原本授予他的銀紫荊星章。
事件雖暫告一段落，惟公眾聽罷調查結果後，疑團是否真的解開？今次紀律調查並無公開書面報告，只由局長口頭公布，公眾仍不清楚3名涉事人員在採購過程的具體角色，亦未知為何他們未能及時識別出明顯不妥的地方，並且「見疑即報」。
行政長官於去年施政報告公布即將推行「部門首長責任制」，儘管相關制度尚未啟動，亦不具追溯力，但它的提出，已提升了公眾對部門首長問責的期望。今次事件的處理方式，是否會成為日後實施責任制的參考或先例？
「不知者不罪」？
紀律調查之後，當局認為陳嘉信在事件裏並無疏忽。當局指，他批准採購樽裝飲用水時不採用技術評分制，並非不妥，因相關採購屬性簡單、要求清晰。雖然他於事件中無明顯錯誤，但被指未能有效提升下屬的工作能力與積極性，因此政府決定撤回授予他的勳章。公務員事務局長楊何蓓茵強調，撤勳並非懲罰。
當局的處理，可見是基於「陳嘉信雖為部門首長，惟並無親身犯錯，亦不知情」；3名相關人員無上報問題，因此署長沒有即時得悉，其責任被界定為管理上的間接責任，僅在領導及監督方面表現不足，所以只屬「不予嘉許」而非「予以懲處」。
然而，無論是審計署去年10月的報告，還是傳媒整理的時間線，都顯示物流署長理應在更早階段察覺問題端倪。樽裝水供應商鑫鼎鑫於2025年4月25日被物流署發現提交的標書資料有誤，若署長在該階段不知情，或尚可視為「不知者不罪」。不過，自該年6月物流署批出合約予鑫鼎鑫之後，7月已陸續出現供應延誤與訂水混亂，多個決策局和部門接連投訴；7月底，傳媒開始報道政府改用新的內地供應商，網上亦流傳不少公務員自行訂水的情况，甚至在金鐘政府合署樓下，也出現堆滿尚未收取的飲用水情景，足見問題早已引起不安和關注。當前線人員、傳媒與社會輿論皆已警覺問題所在，署長是否仍「不知情」？部門高層是否過度依賴既有通報程序（如下屬上報），而未能透過其他資訊來源，及早察覺風險？
不得不說，在一些涉及政府聲譽的事件上，本屆政治委任官員一直「反應迅速」——或即時澄清，或迅速發聲明回應。首長級公務員是否也應具備同樣的媒體敏感度與危機觸覺？或許部門高層更應採取「巡察式管理」（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主動了解情况，把事情看得更細，而非僅依賴下屬逐級上報。
現代公共管理強調「情境警覺性」（situational awareness），即高層管理人員除關注手頭的任務，還必須敏銳地意識到這些任務所處的更廣泛社會背景。在涉及民生、政府形象的事務上，首長不僅應依賴正式的上報機制，更應該主動建立多元監察渠道，例如透過媒體資訊、跨部門通報等，確保及時辨識潛在問題。倘高層長期依賴既有程序，便很可能導致反應遲緩。
危機處理的責任
去年7月底至8月中旬，是防止事件惡化的關鍵期。2025年8月11日，鑫鼎鑫聲稱其製造商已由樂百氏改為「東莞市東娃飲用水」，並向物流署補交一份聲稱由「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發出的檢測報告。同日，樂百氏致函物流署澄清從未授權其供應飲用水。翌日（8月12日）標準及檢定中心回覆，指該檢測報告為偽造。即使如此，物流署當時僅要求鑫鼎鑫補交文件，而非即時上報或行動。
事情發展到這地步時，涉及虛假文書的可能性，已相當明顯，惟相關人員仍未上報的原因為何？當時，物流署長是否仍「不知情」？更關鍵的是，即使事已至此，署方仍未即時公開事件或展開調查，直至8月16日才暫停合約並報警；到8月20日深夜，政府才再發稿指終止所有與鑫鼎鑫負責人有關的合約，包括渠務署、消防處共逾千萬元的合約。相關當局為何要花數天時間才全面處理，導致公務員繼續飲用疑似冒牌水？這些關鍵決定，又是誰做出的？
設立部門首長責任制的目的之一，是釐清行政責任與政治責任的界線：前者重程序與依法行政，後者則關乎政策失誤、信任流失及政治後果。政治責任未必涉及違法，而是基於政治倫理及公眾信任。從事件的事後處理方法觀之，將來部門首長責任制界定的責任標準裏，行政責任是否也只涵蓋狹義範圍，即親自犯錯、疏忽或怠職等明顯過失？若部門首長毋須為延誤防範與處理危機負責，問責的標準是否過於寬鬆？
局方以私隱理由拒絕披露涉事人員身分和職務，未交代他們在各關鍵時間點的決策角色，例如：為何相關人員只要求鑫鼎鑫補交文件，而無即時向上級通報疑點。倘若未來在部門首長責任制下的第一級內部調查，沿用不公開、不透明的方式，公眾又會否信任此制度的問責能力呢？
此外，今次事件的懲處焦點之一，在於涉事人員有否及時上報。此舉或將對公務員文化帶來深遠影響：如果中下層人員為免「孭鑊」，便凡事上報、事事求批，則會影響行政效率。政府除了應檢討採購程序、鼓勵「見疑即報」，也須培養中下層公務員的主動性與承擔意識。
事件能否推動行政文化改革
事實上，行政責任可分為兩層：問責（accountability）與負責（responsibility）。前者着重回應（answerability）和承擔後果，防止濫權與疏忽；後者則着重積極面向：透過釋放權力，鼓勵公務員主動履職與承擔責任。倘3名涉事人員具備足夠的行政責任感——尤其考慮到鑫鼎鑫是新供應商，且並非本地公司，公務員和公眾或對新供應商未必有信心等因素，理應更謹慎行事。遺憾的是，種種迹象顯示他們並無如此。
冒牌水事件反映的，不僅是採購監管的漏洞，更暴露出公務員體系內的文化問題：過度依賴程序、缺乏主動警覺性。無論是宏福苑大火、南丫海難，還是即將實施的部門首長責任制，社會期望的不僅是追究誰有錯，更希望能夠找到制度性的問題，並促進整個行政文化轉變——無論是哪一層級公務員，都能夠從「被動問責」走向「主動負責」。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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