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公務員舉止作為 乃市民看到的政府

【明報文章】上周初，特區政府原本的新任駐天津聯絡處主任在社交平台「自爆」獲當地酒店免費升級入住套房，及去年又曾接受澳門噴射飛航高級管理人員安排乘搭私人艙之後，引來坊間熱議，人們為之側目。事件發酵兩天，政府果斷處理，終止其聘約，並以獲享私人艙疑違反《防止賄賂條例》關於公務員未經許可接受利益的規定，交執法部門跟進。

難道他們不怕嗎？

事件對政府及高級公務人員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實難以彌補。當然我們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但他如此張揚的行徑，不顧瓜田李下，自會令人質疑：為何現在可以有這樣表現的高級公務員？難道他們「不怕」嗎？

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反覆強調「由治及興」、重紀問責的今天，實不能以「只屬個別事件」等閒視之。猶記得2022年新冠第五波疫情期間，發生多名首長高官集體出席私人生日派對，引來全城（包括官媒）炮轟；2023年有地區團體賢達筵開數十席，齊賀某民政專員離任赴京進修，散發浮誇討好之風，令前特首梁振英也得發聲。去年再發生物流署招標採購樽裝水「被騙」的低級失誤，衝擊市民對官員辦事的信心。

我們應反思是否存在一些深層次結構性和行為文化因素，助長這些被批判者指為「禮崩樂壞」的事情，否則怎麼高調推行公務員制度改革、KPI（關鍵績效指標）治理等，都會顯得蒼白；對廣大市民而言，恐怕只是弄個場景而已，觸不到真正痕處。

而且，特區政府日趨「有為」，以巨額公帑支持產業、基金派發名目多樣、官商官產加強合作，利益交集的機會自必頻密。要防範公共利益被扭曲甚或「私了」，尤須重視公務人員行為操守。

觀感就是政治

特區政府掌權雖不靠民選，但施政仍須面向民眾、爭取民意，做到民心所向。現代治理常說：「觀感就是政治（perception is politics）。」與身處高位尤其決策官員的角度截然不同，市民看到的政府，不止有冷冷數字或慷慨激昂的方向口號。首長高官「落區」行程官式、受到簇擁，所謂市民夾道歡迎，或許是好奇心居多，不能與觀（明）「星」的偶像粉絲相提並論。從來無權無勢之平民百姓，對手握權柄者既怕又怨，且多猜疑。

普羅民眾不是官員的朋友，平時沒有接觸。他們對政府的印象累積，不是來自首長高官的宣示，或用以爭取好感的成績數據，或過於樣板的官方口徑陳述——這些都不是實在的。至真實深刻的印象，來自日常與衙門交往的體驗，以及不景時的個人遭遇，包括：有事時感到政府可靠可依，還是求助無門；尋求協助和服務時遇到的反應、態度，是熱誠還是冷酷；以及執法時（如管理交通、巡查處所、查稅追費）前線公權人員的舉止等。

全球已進入缺乏信任的犬儒年代，官民互信脆弱尤甚。民眾最留意媒體所折射的官場生態和官員自身表現（或「嘴臉」）。高官代表政府，其在公開場合包括議會上的身段——究竟表現謙厚，還是顯得高高在上、唯我獨尊，在在於人民面前繪寫着政府的真正面譜。官無戲言，官也非戲子，不用在社交媒體刻意炫耀賣弄去「吸睛」，尤忌作風和言語欠缺分際，予人遊戲人間、公私生活不分之感。

警惕「好官我自為之」

「愛國者治港」新秩序下，政治上一切已受管控，行政絕對主導，立法會盡在配合行政。以前政治泛化、極端民粹時期的議事堂拖拉，固然不再，新的議員也多為政府說好話，議會和媒體批評適可而止。可以說，現在政府施政上受到外在嚴厲監察和社會壓力大減，動力主要靠內部自我要求和提升。從前多重掣肘下，有人說「官不聊生」，現在反要警惕勿讓出現「好官我自為之」心態。

當施政表現好壞的責任盡落在行政當局身上時，政府的治理質素水平和治理效能，自是成敗關鍵。這既看駕馭大局及合情合理決策的能力，更靠行政機關和公營機構的執行能力，政府內「成也公務員，敗也公務員」更為突顯。公務員不能只是「打扮工」、追求高薪厚祿和排場；他們要貫徹為人民服務的基本精神，這應是公務員核心價值當中最核心的。

英治時期，官員予市民公函，傳統上以「Your most obedient servant（你的忠誠公僕）」作結尾敬語，無論真情還是假意，都表明公務員在人民面前應有的身分定位。回歸後，特區政府於2009年制定《公務員守則》，2024年修訂，當中強調的基本信念除了維護憲制秩序及國家安全，亦包括：以民為本、熱心公共服務、盡忠職守、堅守法治、廉潔守正等（註1）。如何體現，盡在於公務員日常工作和操守表現，市民會看在眼裏（並愛或恨在心頭）。

接地氣 以心辦事

公務人員固然要正直不阿，不徇私權貴、逢迎諂媚或化公為私，也須深知民間疾苦。社會期望公務人員不是「木口木面」的官樣子，而是人性化、不作酷吏、不剛愎自用，有同理心、不離地、接地氣，讓市民「有感」。其實，本港高官、議員大多出身寒微，「含着金湯匙」出生者屬於很少數，全靠才智奮鬥及讀好書而晉身仕途和專業，從而平步青雲，但要慎防生活享受和消閒日趨攀比上層名流，失去原來的基層脈搏（註2）。

形象之外，真才實幹更為重要。政府施政，既須明察秋毫、對焦時弊、決策對頭，善用資源權力，精準解決問題，而非虛應社會國家、玩弄數字、本末倒置；但有好的政策，更需有好的執行。執行力不單是定計劃、下文件、立指標（如KPI）、憑報告去監察，最終還要靠各級執行人員有「責」有「心」，他們是否充分認知及認同政策措施，並以心辦事、將心比心。資源和制度提供硬件，程序/作業指引及培訓提供軟件，惟成果質素（包括品味、讓市民有所感受）要靠「心件」（heart ware）。

依章工作vs.走多一步

若公務人員只以打工心態，不違規行事、不貪不討便宜，他們似是做足本分了，但單是「遵從」（compliance）不足以主動進取和突破。「依章工作vs.走多一步」，此乃至根本的取態問題。依章與避險，不能說是惡，亦是人性所在，惟往往不足以成好事。宏福苑大火災難，暴露政府部門監管缺漏、業主立案法團運作不濟、專業自律鬆懈等種種問題，已存在多年，但為何過去拿不出意志去處理——究竟是戰線過多疲於奔命？是互相推諉、避責避險之情緒作祟？還是各部門及相關人員心存僥倖，上下皆不願多走一步？

心理學家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雙因子理論，提出「hygiene」（保健）和「motivating」（激勵）因素對行為表現的不同影響（註3）——前者確保忠誠勤奮，所謂兵馬無糧草不行；但大軍馳騁也靠激勵，更須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物質之上仍靠精神激發，才會肯為未來、為他人、為社會國家多走一步，甚至犧牲小我。過去新公共管理主義受新自由主義經濟思維影響，看到的盡是利潤、利誘和成本效益計算，忽略了人文價值和倫理作為精神支撐的重要，現在須重拾「公共治理」的為民服務倫理。

註1：2024年修訂版述明公務員團隊須共同恪守的12項基本信念，即維護憲制秩序及國家安全、以民為本、熱心公共服務、盡忠職守、堅守法治、廉潔守正、政治中立、專業精神、團隊精神、效益為本、績效問責、保密原則。除了公務員，所有政府僱員（包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均須遵守《公務員守則》。

註2：在此或值得以1957年中國總理周恩來訪問蘇聯時，與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論階級出身時的回應為鑑：「我們都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周出自地主家庭，而赫氏本乃工人階級）

註3：赫茨伯格1959年提出雙因子理論（two-factor theory），認為工作滿意與不滿意，由兩類不同因素決定——保健因素（與工作環境相關，如薪資、待遇、管理政策）只能消除不滿，卻不能真正激勵；而激勵因素（與工作內容本身相關，如責任感、成就感、獲得人們認可賞識、工作讓個人有發展與發揮空間等）方能真正激發員工積極性。

作者是前運輸及房屋局長（2012-2017）、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2008-2012，時稱香港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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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