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田飛龍、王美晴：特朗普主義與美國國安戰略轉型的啟示
【明報文章】美國特朗普第二個總統任期執政一周年，其以基督教保守主義、美國優先、經濟民族主義、新門羅主義、國際政治的「泛交易主義」為複雜內核的「特朗普主義」，迅速推動美國政治秩序和國家安全戰略結構轉型，從世界帝國轉向新區域帝國，是自由國際主義轉向實力霸權主義，從規範政治轉向交易政治。
如何理解特朗普主義影響下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轉型，及其世界影響和中國處境？這是國家安全理論研究的重大課題。理解這一課題的最佳政策文本，即為2025年末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以下簡稱《戰略》）。
該《戰略》以「美國優先」為綱，系統重構了目標、手段與區域戰略。報告的整體邏輯，跟其長久以來的外交政策高度脗合。核心的戰略調整，主要是從全球干涉性質的霸權，收縮為區域控制，並進一步聚焦於經濟自主和文明認同。這一倒行逆施的轉變，猶如特朗普時代的新門羅主義，意在收縮勢力範圍、鞏固西半球統治果實、重構霸權，並塑造以美國為絕對中心的新世界秩序。
整體來看，這個戰略不再僅是對於外部威脅的評估與回應，更是對美國自身國際角色、國家利益定位及實現路徑的一次根本重構，推動美國從「自由主義」的世界立法者，轉向「國家優先」的精明強權與「去規則化」霸權。
特朗普主義：從「自由主義」到「美國優先」
二戰以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長期秉持「自由國際主義」，基本目標是通過建立一套基於所謂自由主義原則的國際秩序，使國際關係適應西方國家的憲政自由民主模式，並以此維護和增進其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及價值觀的全球影響力。
但現屆美國政府認為，既往美國在全球戰略上，耗費太多資源和精力投入外部世界，卻對自身建設和發展忽視頗多，這是阻礙美國繁榮的核心原因。《戰略》引言指出「冷戰以來，美國的各項戰略均未達到預期」——這一尖銳批判，完成了跟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戰略範式的決裂。
在此基礎上，《戰略》確立了一種全新的「美國優先」範式。這意味着美國國家安全思維從強調全球主義，轉向以本土為中心、以利益為導向的戰略佈局。於安全層面，《戰略》系統構建了一個以內防和自立為優先的安全架構，將「保護國家領土、人民、經濟體系及生活方式」置於核心，明確追求「對邊境、移民體系及人員出入境交通網絡的完全掌控」。在經濟領域，《戰略》推行以「美國工人」為中心的政策，延續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路線，並大力推動「再工業化」和「產業回流」。其實質是試圖以單邊干預手段，重構國際經濟規則，確保其更直接地「服務於美國利益」。
此外，在處理國際機制問題上，《戰略》確立了「民族國家是且將繼續是（is and will remain）世界的基本政治單元」的根本立場，將「主權至上」奉為核心原則。它明確反對「跨國組織與國際機構侵蝕主權」，並主張改革多邊機構，以使其「助力而非阻礙國家主權」。這標誌着其對傳統多邊主義框架的懷疑加深，並視之為工具，僅在其有助於實現美國具體利益時才予以利用。
這一系列相互關聯的轉變，從國內安全、保護主義經濟到主權至上的外交觀，集中構成了新版戰略單邊主義的價值內核。其根本邏輯在於，通過將「美國與美國人民必須始終處於首位」作為所有政策的絕對優先項，系統地剝離其全球角色中超越狹義國家利益的國際責任與多邊承諾，從而建立起一種極具交易目的、更聚焦自身利益的新霸權模式。
戰略差序：基於利益排序的差異化區域結構
美國2025年版《戰略》，並非對全球各地區實行均等或無差別管控，而是依據其對美國核心利益的緊迫性與重要性，實施一套基於利益優先級別的差異化區域戰略。它的實質是通過一套組合策略，在收縮全球總體投入的同時，於關鍵區域強化主導地位。
首先，《戰略》對西半球的規劃，體現為一種積極的、排他性的內部秩序主導權，核心邏輯是將西半球徹底重塑為美國安全的屏障與利益供給區。這一戰略，與美國宣稱的「主權至上」和「不干涉」原則構成最直接的悖論。其對地區國家內政的深度干預和獲取資源，可能激起強烈的民族主義熱潮，反而破壞地區穩定。從長遠看，這種掠奪性的支配關係，將削弱美國在該地區的軟實力和長期影響力。
在對歐立場上，《戰略》突顯出強烈的利益導向。它表明，美國不再願意為了維護所謂盟友關係而付出高昂代價，甚至暗示可以為了自身利益而犧牲歐洲安全。特朗普已多次質疑北約的集體防禦條款、考慮削減駐歐美軍。這些舉動，早已動搖了跨大西洋關係的根基。特朗普對丹麥格陵蘭島的主權染指，更是從道德和政治上解構所謂的「北約精神」及其制度體系。
《戰略》隱晦透露出，美國希望歐洲國家大幅提升自主防務能力、承擔更多地區安全責任，其目標不是強化跨大西洋聯盟的凝聚力，而是推動歐洲成為能夠自我支撐，但須與美國協調的「伙伴」，美國從而能夠更靈活配置資源、聚焦於核心競爭領域。實際上，此舉將加速歐洲戰略自主進程，惟這一進程伴隨着痛苦和不確定性——歐洲在增加軍費的同時，對美國安全保護的信任度將下降；法、德等核心國家主導的自主防務建設，可能產生跟美國北約體系不完全兼容的架構。特朗普主義及其安全戰略，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歐美「脫鈎」效應。
在中東與非洲這兩個地區，美國戰略從以往的宏觀秩序塑造，轉向為追求具體利益、管控具體風險。於中東，美國放棄民主改造和長期駐軍，轉而依靠以色列、海灣國家等地區代理力量去維持基本平衡，其核心關切收縮至航道安全、遏制極端主義擴散等有限目標。
在非洲，美國則徹底拋棄發展援助框架，代之以對關鍵礦產和能源項目的直接投資，關係性質傾向商業化。這種收縮也會留下權力漏洞，必然引發其他全球或地區力量的關注或覬覦，可能導致地區衝突模式更加複雜；同時，純粹的利益交換，無法建立持久影響力或忠誠度。
新版國安戰略的涉華部署與中國應對
雖然《戰略》本質上是一個戰略導向而非執行方案，其具體實施也將隨着美國國內政治風向和國際局勢變化而動態調整，但其國家安全體系建設的相關架構，可以為總體安全觀指導下的中國國家安全體系建設，提供警示與鏡鑑。
《戰略》對中國的總體定位，呈現出顯著調整：其論述重心已從以往突出的意識形態對立，轉而向利益導向演變。美國長期以來固守絕對優勢思維，如今敢於正視大國實力對比深刻調整，承認「中國變得富裕且強大」。長期以來，美國寄希望於中國融入其主導下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而如今逐漸放下這一幻想，進一步警惕中國綜合國力提升。這一認知，迫使美國戰略謀劃的基礎從追求不可持續之單方面優勢，轉向如何於綜合國力對比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通過聚焦重點領域來維繫決定性的優勢，並管控戰略競爭風險。
《戰略》絕大部分涉華內容，緊密圍繞經貿與科技議題展開，其核心關切是「重新平衡美中經濟關係」。這暗示美國正試圖劃定競爭的主要陣地，將資源從全球地緣政治對抗中抽離，集中投向其自認仍具優勢，或關乎國本的經濟與技術領域。
《戰略》強調「對等和公平」，及在「非敏感領域」維持關係，顯示出一種功利主義的切割分類思維。它不再尋求對華全面脫鈎，因為認識到這將帶來美方無法承受的沉重代價，進而試圖構建一種部分合作、部分對抗的混合狀態，即在確保美國核心供應鏈安全與技術領先的高牆之外，保留一般商品與市場的流通合作。這並非尋求改善關係，而是為了以更低成本維繫長期競爭，塑造霸權韌性。
台海方面，《戰略》明確提出「美國不支持（does not support）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行為」。這跟以往美國通常委婉地表達「希望兩岸和平解決分歧」有明顯不同，體現出由含糊其辭向強硬威懾的轉變，惟通篇沒有表明會採取任何具體行動，留有餘地。
台灣問題更多是大國博弈裏的戰略槓桿，美國希望利用它來制衡中國大陸，卻不見得真願意不遺餘力付出代價。但美國會長期利用台灣問題以牽制中國大陸、增加談判籌碼，中國將不可避免面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現實挑戰。
對華「十五五」構成複雜外部戰略環境
對中國而言，美國最新國家安全戰略調整，無疑構成「十五五」期間最為複雜的外部戰略環境。應對之道關鍵在於保持戰略定力，同時展現戰略智慧和進取藝術：一方面，必須守住底線、聚焦自身發展，核心是在科技自立自強上取得決定性的突破，築牢國家發展的安全底線與戰略縱深；另一方面，應以更大的開放性和確定性，應對美國的封閉性與不確定性，致力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並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各國一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此外，還要善於利用美國國安戰略的內在矛盾。《戰略》中，美國鮮明的單邊主義與排他性利益取向的戰略路徑，已經昭然若揭。功利主義外交在盟友中製造的裂痕，以及在「全球南方」國家裏因「美國優先」而喪失的道義高地，正是中國拓展深化「全球伙伴關係」網絡、推動真正多邊主義的戰略空間。通過深化與歐盟、東盟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合作，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中國能夠有效破解集團化圍堵，證明融合發展、合作共贏的路徑，終將勝過割裂世界、零和博弈的舊式霸權邏輯。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結構轉型，是美國體系裏「民族國家」對「世界帝國」的精神主導與批判改造，給中國國家安全與全球發展帶來更大不確定性，也帶來了思想與制度創造性填補的戰略機遇和空間。
作者田飛龍是中央民族大學國家安全研究院教授，王美晴是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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