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李立峯：在兩極化時代 談對話的可能性
【明報文章】1月初到葡萄牙參與一個由歐洲、北美及香港幾所大學合辦的傳播學年度冬季學院。該學院每年均提出一個意義較廣闊的主題，然後從全球邀請幾名有分量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一般情况之下，受邀學者會把自己的研究跟主題扣連起來。今年主題是「勇氣」（courage），無獨有偶地，其中兩名受邀演說的學者，均談論在兩極化社會裏對話的可能性，及其所需的勇氣。但有趣的是，與會者對兩場演說的反應卻有頗大差異，值得一記。
「沉默」在公共討論的角色
首先在冬季學院第二天演講的，是丹麥媒體與新聞學院學者Ejvind Hansen。Hansen從事新聞哲學的探討，於過去10年間集中思考「沉默」在新聞專業及公共討論中的角色，去年底出版了新書The Freedom to Remain Silent。他強調，言論自由同時涉及說話人和聆聽者；有意義的言論自由，不止是每人都有機會發言，同時需要的是每人都願意聆聽別人說的話，所以沉默有其重要性。
他今次在葡萄牙的演講，也延續了其思路，指出跟言論和公共討論有關的勇氣，有兩個面向：第一個，也是一般情况下較多人關注的面向，是媒體和人們有沒有勇氣在權力面前說真話；而第二個較少關注或強調的面向，就是虛心聆聽別人所需要的勇氣。他指出，在討論時沉默下來和虛心聆聽，就是將控制權暫時相讓，同時容許自己做改變和接受他人影響，所以會涉及勇氣。Hansen指出，於當今世界各國都普遍出現兩極化的情况之下，人們更需要聆聽的勇氣。他用如何應對「MAGA」支持者（即美國總統特朗普常提到的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來做例子，認為人們需要嘗試聆聽這些支持者，以理解他們表面言行背後的原因，才能夠更準確地了解及應對相關現象。
不過，Hansen的演講引來一些聽眾批評，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學者和研究生，指出他們其實已經聽過不少「MAGA」支持者的言論，惟不見得在聆聽完之後會改變看法。
僅強調對話聆聽 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廣義地說，Hansen的演講忽視了一些實踐上的基本問題。首先，虛心聆聽別人，預設的是人們暫時放下自己對事情的判斷；然而在實踐中，人們就算暫時放下對事情對錯的判斷，但其實仍然需要判斷到底誰人的聲音值得自己聆聽。
第二，聆聽的作用，似乎建基在別人的話也有一定的理據這個前提上。惟在現實中，如果人們面對的「他者」是一群根本不尊重公眾討論和別人基本權利的人，聆聽不見得會有減低兩極化的效果。
第三，很多社會問題和政治爭議，涉及的不止是不同處境和不同理念所產生的不同意見，而是背後有權力的運作。不對權力的運作做分析和批判，只強調對話和聆聽，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簡單地說，Hansen的觀點有良好意願，但太理想化和忽視了現實社會爭議的複雜性。
如何以行動去處理兩極化
不同於從抽象哲學觀念出發的Hansen，於冬季學院第三天演講的香港浸會大學學者Cherian George，則從全球各地具體的、從下而上的實際行動出發。他在過去幾年觀察了美國、新西蘭、愛爾蘭、印度、印尼等地的人們，如何以各式各樣行動去處理生活環境裏的兩極化問題，也在去年底出版了新書Fighting Polarisation: Shared Communicative Spaces in Divided Democracies。
舉一兩個簡單例子，George描述一名相信基督教的印尼女士，年輕時居住於回教徒社區中，但跟回教徒一直有良好關係；後來宗教衝突出現，使不同信仰的人完全分隔居住，亦斷絕了交往。她在多年後決定重新接觸過往的回教徒朋友，及帶動不同信仰人士之間的互動，做法是組織「購物團」，跟一群基督徒一起到回教社區購買一些在該些社區會較便宜的東西。這種簡單行動，開啟了日常生活中交流對話的空間和可能性。
印尼女士的故事，涉及的是日常交流；另一些例子則較直接跟社會或政策問題有關。例如，George也訪問了在美國一些城鎮開展「深度游說」（deep canvassing）的社區組織者。所謂「深度游說」，顧名思義，也是一種嘗試說服對方的做法，惟這種游說方式強調雙向對話，而非單向的資訊和觀點傳播。做「深度游說」的人，強調的是先通過對話產生共情和建立信任，然後以此為基礎再闡釋自己觀點。
在描述不同案例的過程中，George強調對話與抗爭並不是互相排斥。他指出，一些受訪者可以不時轉換身分，於某一天可能參與甚或組織街動抗議行動，另一天則嘗試跟持對立觀點的人溝通交流。這種對話與抗爭共存的做法，一方面是建基於不把對立面看成鐵板一塊——持對立觀點的，可能有難以溝通的人，但也會有能夠開展有意義交流的人。同時，強調對話與抗爭可以並存，也避免了對權力結構問題視而不見的批評。
George對兩極化時代下的對話的可能性，分析得較為細緻，參與者也較為接納；但仍有與會者提出疑問，指這些行動到最後是否真的可以產生成果。George的回應是：的確沒有太多從系統方法得出的證據，能夠說明這些行動的成果有多少；不過對研究中的行動者而言，想法是反向的，就是除非有系統方法提出證據，說明他們的行動有反效果，否則他們仍覺得值得持續下去。
有意義的公共討論 有其社會條件
對全球各地社會而言，「聆聽」和「對話」這種理念，總不會是錯的。惟如果覺得「對話」就可以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也許有點天真；而空泛地談論「聆聽」和「對話」，甚至會顯得離地。有意義的對話和公共討論，是有其社會條件的。一個社會需要的是，創造有意義的對話條件的行動；而這些行動可以包括友善的交流，也可以包括對權力操作或結構不平等的挑戰。
作者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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