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周記：伊朗人會看到曙光嗎？

【明報專訊】伊朗德黑蘭大巴扎市集的商人去年12月28日因匯率暴跌發起罷市，始於對經濟不滿的示威很快蔓延全國，演變成針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示威，對伊朗的神權政權構成嚴峻考驗。伊朗政權血腥鎮壓示威，由海外伊朗人在美國建立的人權活動者通訊社（HRANA）指已有最少2435人死亡。不過，據《金融時報》等西方傳媒報道，這波示威似乎已暫時平息。雖然目前情况不明，但一個問題仍然值得追問：伊朗有可能發生真正的改變嗎？

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後一直跟西方為敵，長年被西方制裁。以色列在美國協助下去年攻擊伊朗核設施，12日戰爭進一步打擊伊朗經濟。與此同時，伊朗政府的經濟及環境政策失當，加速環境惡化。作為水源的主要河流經常乾涸，連德黑蘭也面臨缺水危機。空氣污染嚴重，極端高溫則讓部分地區變得無法居住。氣候變化的惡果當然不能算到伊朗政府頭上去，但政府處理不善，且貪污盛行。去年12月，伊朗貨幣里亞爾（Rial）一度跌至142萬里亞爾兌1美元，貨幣差不多淪為廢紙，伊朗央行行長被革職，但仍無法平息民怨，示威愈演愈烈，而政權鎮壓亦愈加粗暴。互聯網傳出殮房屍體堆積如山的影像慘不忍睹，在美國出席電影節的伊朗導演巴納希呼籲國際社會不要袖手旁觀。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威脅向伊朗政權動武。

埃及「阿拉伯之春」 軍隊倒戈成關鍵

示威會否促成政權妥協，甚至促成政權轉移，向來都要視乎其他因素。若非上世紀蘇聯失去控制衛星國的意志，東歐國家也未必能和平民主轉型。近年相對成功的是突尼斯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促成兩國長年統治的統治者下台，而在兩場運動中，軍隊的取態都起了重要作用。埃及阿拉伯之春最終導致執政30年的穆巴拉克下台，一大關鍵便是軍隊倒戈。這裏不妨回顧一下埃及的案例。

埃及軍隊自19世紀以來便在該國擔任重要角色，以人民的保衛者自居，廣受社會尊敬。軍隊亦擁有豐厚的經濟資源網絡，旗下企業除了為自身運作提供資金外，亦向數百萬平民員工支薪，可以說是主導了埃及政經命脈。

突尼斯2010年底掀起的抗議浪潮翌年1月席捲埃及，示威者聚集開羅解放廣場抗議穆巴拉克家族腐敗，埃及軍方初時仍然在觀望，軍隊拒絕向示威者開火，也沒阻止示威者湧入解放廣場。穆巴拉克一邊對示威者作出讓步，一邊卻縱容安全部隊及支持者在2月2日大規模襲擊示威者，令他徹底失去民心。軍方將領認為，不斷升級的暴力只會損害軍方的正當性與影響力，於是在2月10日，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接管了國家政權，穆巴拉克翌日被迫辭職。

埃及軍方之所以選擇站在人民一邊，並非出於對民主自由的熱誠，而是因為自保。埃及軍隊一直以人民保衛者自居，但穆巴拉克強硬鎮壓示威令軍隊面臨失去正當性的風險。於是埃及軍方最終放棄穆巴拉克，藉此維持自己的地位。

當然，事後看來，埃及阿拉伯之春並未有造成持久的改變。軍方2013年發動政變，推翻阿拉伯之春後民選上台、隸屬穆斯林兄弟會的總統穆爾西。惟埃及軍隊在2011年當機立斷，拒絕與穆巴拉克陪葬，無疑阻止了更大規模的流血。

伊朗革命衛隊與神權統治密不可分

那麼，伊朗有沒有可能出現埃及當年一幕呢？革命衛隊在伊朗的角色舉足輕重，其對政治社會的影響力跟埃及軍方類似。革命衛隊除了是武裝力量外，還緊緊掌控伊朗經濟。革命衛隊及其6個分支在2025年國家預算中獲得60億美元，幾乎是伊朗正規部隊的兩倍，而且這筆預算只是芸芸資金來源之一而已。革命衛隊控制利潤豐厚的房地產項目、石油碼頭，還有一支油輪船隊。此外，它還擁有電訊網絡與傳媒，營運機場等，政府招標項目差不多都少不了革命衛隊及其屬下分支的份兒。

革命衛隊的龐大經濟網絡深深植入伊朗社會，大眾生計都繫於其企業體系。伊朗經濟在外國制裁及內部政策失當夾擊下，失業率高企，近三成人口活在貧窮線下。在缺乏經濟前景下，普通人若要謀生，最好便是在革命衛隊屬下企業或項目謀職。跟埃及軍隊一樣，對革命衛隊而言，社會穩定對其保持政經壟斷非常重要，若政治體制發生後果難料的變革，其生存將受威脅。

不過，伊朗跟埃及始終不同。埃及是世俗化國家，伊朗則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成為神權國家。由前最高領袖霍梅尼成立的革命衛隊跟神權政權連理同枝，職責在於落實、鞏固及捍衛伊斯蘭革命的原則，是神權統治的重要支柱。相對於埃及軍隊廣受社會各界尊敬，革命衛隊在伊朗社會卻是暴政機器，亦在中東輸出革命，臭名昭彰，一般人對其只有恐懼。

革命衛隊的生存與神權統治密不可分，避免神權政權倒台，以維持其在伊朗社會的特權，是革命衛隊的主要考慮。社會動盪當然對革命衛隊不利。惟對革命衛隊而言，它只需聽命於哈梅內伊而不需要為任何決定負責。就算哈梅內伊連串決策都把伊朗推向災難，革命衛隊仍會出於自身利益死守。目前伊朗經濟崩潰、民不聊生，情况遠比2011年的埃及惡劣，任何人接手都不容易處理，而且接手後要穩定經濟，必須促西方解除制裁，即要跟西方就核問題談判。這些考慮都促使革命衛隊繼續支持神權政權。要革命衛隊改變立場，很大視乎哈梅內伊是否已無法再作合理判斷，以及革命衛隊能否看到一個它可以接受的政權轉移方案。

美以倘行動 恐適得其反

目前，由於伊朗政權嚴密控制資訊，外界無法得悉伊朗反對力量的規模，亦不能知道伊朗的國家機器是否已疲憊。有些意見或認為外國施壓可以促使伊朗改弦易轍，甚至認為美國或以色列可以向伊朗發動精準攻擊，將哈梅內伊等人「定點清除」。不過，熟悉伊朗歷史的都明白，外部干預往往適得其反。美以向伊朗發動攻擊，很可能反而為伊朗神權政權換來喘息空間。遠的不說，以色列去年對伊朗發動攻擊，在美軍協助下打擊伊朗核設施，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還試圖推動政權更替，鼓勵伊朗人反抗。惟以色列的行徑只惹伊朗人反感，無論是國內還是流亡海外的伊朗人權人士當時大都反對以色列侵略。可以預見，美以軍事行動只會激發民族主義，也給予政權鎮壓示威的正當性。

伊朗要實現持久的變革最好是由伊朗社會內部推動，這亦必定涉及漫長的妥協與討價還價過程。今次示威一度令伊朗政權看似危在旦夕，如何發展仍然是未知數。政權可以用暴力把示威強壓下去，但經濟民生尚得不到改善，人民活不下去時仍然會反撲。不少評論指出，今次反政府示威跟過往不同之處，是參與者來自不同階層，跟過往由城市中產作主力的示威不同。熟悉伊朗神權體制的都知道變革很困難，但伊朗人不是沒有試過。伊朗人教育程度普遍高，而且年輕，約六成人口未滿30歲。他們亦有民選總統，只是這文人政府隸屬於伊朗的神權體系而大受掣肘。伊朗歷史上亦曾有過公民推動政治變革的經驗。1905至1906年，宗教人士、城市商人、知識分子推動「立憲革命」，反對國王專制統治，最終迫使國王接受憲法。該場變革帶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及如雨後春筍的報刊。雖然這場變革的成果相當脆弱，隨後多年受到王權復辟、外國干預削弱，但仍然值得參考。伊朗人民能否在21世紀複製該場政治變革，沒有人知道，但肯定的是，伊朗人值得有更好的未來。

文˙林康琪

編輯˙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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