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紀緯紋：「十五五」時期：區域融合的關鍵制度革新
【明報文章】回顧「十四五」時期，粵港澳大灣區融合進程迅猛推進，深刻重塑了跨境生活與經濟格局。香港在此過程既獲得新機遇，但其長期積累的結構問題也在融合壓力下集中顯現，既有的制度安排面臨前所未有考驗。展望2026年及整個「十五五」時期，香港能否從被動「回應性適應」轉向主動「建構性引領」，將決定其在大灣區乃至國家發展大局的最終角色與價值。
融合進程裏突顯「制度性不適」
過去5年是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市場深度對接的磨合期，跨境要素加速流動，如同一個透鏡，放大了香港經濟社會內部深層矛盾。
首先，消費市場結構演變帶來顯著衝擊。北上消費漸成香港市民常態，對本地零售、餐飲等依賴內需的行業持續施壓。同時，訪港旅客消費模式日趨理性，轉向深度體驗，令傳統旅遊區與高端零售業面臨轉型挑戰。面對市場劇變，業界自救與政府引導並行：市場主體被迫加速品牌化、數碼化與升級服務；政府則藉推動盛事旅遊，試圖吸引過夜旅客。這些舉措雖有一定緩解作用，惟整體上仍屬於對市場自發調整的輔助，尚未形成從根本上提升本地商業生態競爭力的系統戰略。
其次，規則銜接帶來技術性的挑戰與治理難題。粵車南下政策實施，瞬間暴露了兩地在車輛標準、駕駛習慣、配套設施等方面的細微卻關鍵差異，成為具體的治理考題。政府的應對，包括建立預約與配額制度、限制尚不成熟的新技術等。這些措施有效保障計劃初期的有序與安全，但其核心思路是管控風險，旨在為潛在混亂設防，而非以開放創新姿態，將跨境場景轉化為培育新產業、測試新標準的試驗場。
上述應對，呈現一個清晰的共同特徵：它們本質上多是被動、回應式，且遵循既有行政邏輯與路徑。這些措施短期內有必要且穩健，惟若成為長期主導思維，則突顯「路徑依賴」的負面慣性。這種慣性的深層根源，在於對自身「獨特性」乃至「優越性」的靜態理解與防守心態。諸如高度國際化、法治化自由市場制度雖值得珍視，惟在深度融合中，「制度差異」若不能轉化為創造新價值的優勢，就可能淪為摩擦成本，甚至影響「超級聯繫人」角色的有效發揮。
創造制度溢價 是十五五時期關鍵目標
因此，香港需於「十五五」時期推動一場發展範式與制度安排的根本革新。其核心認知在於：制度改革不僅是為了滿足融入大灣區的外部要求，更是回應本地經濟轉型、化解社會深層矛盾、提升市民長遠福祉的內在迫切需要。制度創新必須超越零敲碎打的被動調整，成為前瞻性、系統性、旨在創造新增長動能的主動建構。為此應瞄準更高目標，將靜態「制度差異」提升為動態的、能產生超額價值的「制度溢價」。制度創新需遵循「適應未來、創造未來」和「多空間層次」原則，並實現以下目標：
一是從「規則銜接受體」轉向「規則創新源頭」。香港應更主動出擊，針對區域融合產生的新需求，創設更高標準、更國際化的區域規則與認證體系。例如於食品與消費品領域，可憑藉長期的國際公信力與成熟的檢測認證制度，建立一套融合嚴謹性與灣區需求的優質認證新體系，讓「香港監製」成為安全與品質的代名詞，從而創造品牌溢價。
二是打造「價值孵化平台」。政府需於關鍵領域切實實現從「管理者」到「促成者」的角色蛻變，並需以超常規思維突破行政效率瓶頸。對於北都這類戰略載體，應設立權責統一的法定機構，賦予其在規劃、審批、招商等方面的更大自主權與簡化流程權限，目標是打造一個吸引全球高端產業與人才的「制度窪地」，通過一籃子政策配套，實現從土地開發到匯聚高端要素的價值躍升。政府宣布成立洪水橋產業園公司，乃正確一步，其具體權責配置將直接影響所能創造的價值。
三是培育「解放固化思維的土壤」。參考海內外諸多無心插柳的成功經驗，通過制度鬆綁的「減法」，催生創新環境湧現。香港雖是旅遊之都，惟「旅遊」的內涵亟待與時俱進；可通過構建新認知、適度放鬆對業界的既有束縛，使創新土壤更肥沃。電影與旅遊、文學與旅遊、美食與旅遊等，借助科技與網絡賦能，輔以制度「開綠燈」，可主動推動範式轉移，以新質生產力開拓高價值新市場。
擺脫路徑依賴 貢獻「香港方案」
「十五五」是香港從「由治及興」邁向「興而愈強」的關鍵5年。這要求管治團隊與社會各界必須擺脫路徑依賴，以更大主動性投身制度創新深水區。香港的未來，在於能否以其獨特的制度韌性與創造力，為國家與大灣區的現代化進程貢獻獨特「香港方案」，並以此驅動本地經濟與社會持續進步。
作者是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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