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突襲委內瑞拉背後：當媒體選擇沉默與合作

【明報文章】上星期五（1月2日）晚上10時46分（美國東部時間），美國總統特朗普批准了代號為「絕對決心」（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突襲。幾個小時之後，美軍在委內瑞拉逮捕了該國總統馬杜羅及其妻子。

就在行動開始前不久，《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這兩家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新聞機構，實際上已經獲悉這一計劃。

然而，在得知這一絕密情報後，這兩家報社的編輯部做了同樣的決定——暫不報道這一新聞，直到行動結束之後再公開報道。

如何理解媒體在國家軍事行動面前的沉默與配合？

敵意中的默契 與傳統的延續

美國媒體在突襲行動前的靜默，是一種自願選擇。與其他一些國家不同，美國沒有法律機制允許政府在官方渠道之外強制阻止發布機密信息。

媒體自願靜默的原因，是為了不危及美軍士兵生命安全。在特朗普和國防部長海格塞斯公開讚揚此次行動的「隱秘性」和「零美軍陣亡」時，他們並無提及的是，這種隱秘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新聞機構配合。

這次美國媒體與政府的合作，發生在一個不尋常的背景之下：特朗普總統與新聞媒體之間，存在着歷史上罕見的敵對關係。特朗普對媒體的攻擊性立場，一直是他兩屆總統任期的顯著特徵；五角大樓甚至於去年實施新政策，迫使多家新聞機構撤出長期佔用的新聞發布空間，並限制了現場報道。

然而，即便在如此緊張的氛圍之中，當涉及國家安全和士兵生命時，政府與媒體之間的「新聞默契」依然發揮了作用。

這種做法，實際上符合美國新聞界的長期傳統，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類似情况。例如，1961年《紐約時報》曾推遲報道入侵古巴豬灣（Bay of Pigs）的細節。又例如，小布殊總統於2001年「9．11」恐怖襲擊後，秘密授權國家安全局（NSA）直接監聽美國境內人士與海外之間的電話和電子郵件，且毋須申請搜查令。《紐約時報》原本掌握了這一機密，惟因為害怕向恐怖分子透露美國的偵查手段，而把報道壓下了一年多時間。

近年一個例子是，2024年美國媒體也曾為了配合政府與俄羅斯就涉及記者格爾什科維奇（Evan Gershkovich）的囚犯交換談判，而暫緩報道。

媒體是在錯誤地共謀嗎？

儘管國家安全和士兵生命都是極端重要的考慮因素，但媒體的配合是無條件的嗎？

首先，這場襲擊並非沒有代價——事實上是代價慘痛。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卡蒂亞拉馬爾（Catia La Mar），一枚空襲炮彈擊中一棟3層公寓樓。現場照片顯示，建築的外立面像橘子皮一樣剝落，原本私密的客廳暴露在塵土之中，半是被毁的家具，半是斷壁殘垣。這次襲擊導致當地80歲的岡薩雷斯（Rosa Gonzalez）不幸喪生，另有一人重傷。據委內瑞拉一名高級官員透露，包括軍人和平民在內，至少有40人在美軍襲擊下死亡。

然而，美國政府在慶祝言論之中，隻字未提這些傷亡數字。海格塞斯只強調了「美國戰士的膽識、勇氣和榮耀」。

這種鮮明對比，引發了對媒體角色的深刻倫理反思，也使新聞界陷入一場關於「知情權」與「共謀」的激烈辯論。

更重要的是，如美國新聞業內媒體《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提出的：倘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們提前知道這次行動可能違反美國法律和國際法，那麼他們到底是經過怎樣的評估，決定延遲報道？他們有義務配合這樣可能違法的行動嗎？

實際上，《紐約時報》社論版（它獨立於新聞編輯部運作）事後發表文章稱，特朗普授權的襲擊是「非法且不明智」。不過，新聞編輯室在事前卻選擇了沉默。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一種自相矛盾的選擇。

從寬容角度看，媒體的靜默可能避免了泄密導致更多流血衝突。但從批判角度看，這是否意味着這兩家頂級大報在某種程度上，默許甚至協助了特朗普政府發動一場旨在推翻他國政府的非法軍事襲擊？

「軍事凝視」下被忽略的個體

此外，這次突襲也呈現出「景觀化」特徵。

上周六凌晨4時21分，特朗普在其社交媒體平台「Truth Social」宣布了行動成功的消息。隨後，他發布了一段直升機飛越加拉加斯上空的視頻，背景音樂竟是著名的反越戰歌曲——清水樂團（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的《幸運之子》（Fortunate Son）。緊接着，一張令人震驚的照片在網絡上瘋傳：馬杜羅身穿灰色Nike運動服，戴着眼罩和腳鐐，被押送至美國海軍「硫磺島」號兩棲攻擊艦上。

可以說，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遊街示眾」。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當記者追問美國接下來的計劃：是否會有地面部隊進駐？委內瑞拉政府職能是否由海格塞斯或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接管？特朗普的回答卻含糊其辭。也就是說，比起製造視覺奇觀，特朗普對詳盡的戰略細節的興趣沒那麼大。

媒體在報道焦點上的選擇，也引發批評。《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分析指出，儘管各大媒體在挖掘馬杜羅的起訴書細節、質疑政府的毒品走私敘事（並指出特朗普此前赦免洪都拉斯毒販的虛偽）及分析石油利益動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惟許多報道過分沉迷於突襲行動的軍事細節。這種「軍事凝視」（military-gazing），佔據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頭版，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對那40多條逝去生命的關注。

美國記者Allan Nairn在1989年美軍入侵巴拿馬後曾評論：當美國干預中美洲國家時，往往視其為「自家後院」，而忽略了那裏的人民是活生生個體，彷彿那些受苦的人只是遙遠且模糊的存在。

在這場充滿視覺衝擊和政治算計的突襲之後，媒體需要在國家安全、法律底線與人道主義關懷之間，尋找艱難的平衡。而美國媒體目前的表現，很難稱之為令人滿意。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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