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何濼生：對法律改革的一些建議
【明報文章】侵權法是民事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範圍。人與人之間難免會發生利益上的衝突，因而不時需訴諸法律解決紛爭。這些屬於私人利益上的糾紛，不屬刑事法範圍。私人利益的糾紛，自覺受損的一方要主動把損害自己利益的一方告上法庭；若自己不提告，警方或其他官方部門都不會提出檢控。這跟刑事法很不一樣：刑事法因刑事涉及公共利益，原則上即使受害人不提告，政府僱用的主控官也會代表社會提告，受害人若在生，會被邀請作為控方證人；若已身故，只要控方掌握足夠證據，也會把疑犯捉拿檢控。
侵權法的一個原則是「restitutio in integrum」，意思是恢復原狀，即由加害者對受損一方充分補償，使其原來所有的都能夠復原。這個原則看來合理，卻不但難以落實，產生爭拗之餘，更往往造成很高的社會成本。是以筆者建議改革。
收入補償下的「賠償倍數意外保險」
顯然，受損那方的損失，很多是無法彌補並難以估計的；更重要的是，即使能夠評估、能夠如實索償，也會帶來重大社會成本。就以交通意外造成傷者無法工作，要求肇事司機補償所失收入為例，倘傷者是一名球壇巨星或歌壇巨星，年收入逾億美元，肇事司機買足保險，保險公司被判須以巨款賠償，其後保險公司紛紛以此為由大增汽車保險費，結果社會大眾都付出沉重代價。因為若干高收入者的索償，導致一般人要付高額保險費，並不公平，亦影響商界營商成本、打擊經濟。
此外，由於涉及巨額賠償，保險公司肯定會盡量以對方有部分責任為由，力爭賠少一點，訴訟雙方聘用專家作證。法庭時間、專家費用、律師費用，曠日持久，都是成本。
一個改革方法是，收入損失賠償以標準日薪計，按無法工作日子總數乘以標準日薪，毋須理會當事人實際收入。若有人要保障自己特高收入的損失，則可自己向保險公司投保，保險產品稱為「賠償倍數意外保險」，倍數愈高，保費愈高。如此，汽車第三保險保費外溢效應便可徹底消除。
本建議的主旨是，高收入者自己按自己需要購買額外的「標準收入貶償倍數」保障，倍數愈高，保費愈高，以他們收入水平，不會是難以負擔。由於不論事主收入如何，收入損失賠償都以標準日薪計，對超高收入者方面的額外保障，由他們自己評估需要，自己負擔。這樣對一般市民顯然更公平，社會成本亦可大大縮減。
專家證人不應有利益衝突
現時普通法下與訟雙方都可僱用有利自己的專家證人，藉以爭取最有利自己的判決。但由於顯而易見的利益衝突，所謂專家自有專業操守的說法，明顯是想當然。君不見當年美國能源公司Enron的核數公司Arthur Andersen，多年來協助前者隱瞞公司財政實况，最後雙方紛入罪，雙雙清盤收場。最諷刺的是，Enron的企業文化自稱是「誠信、溝通、尊重、卓越 」（Integrity, Communication, Respect and Excellence）。
與訟雙方都可僱用有利自己的專家證人，固然省卻政府或法庭出資的負擔，但會惹來「錢可通神」疑慮。對於民事訴訟，政府沒有義務出資為任何一方僱用專家證人；惟若由勝訴方獲得的賠償支付，不就可解決困局嗎？筆者建議，與訟雙方可先同意僱用多少個和哪種專家證人，然後以隨機方式選出；專家證人時薪按種類應清楚列明；與訟雙方可選擇排除自己不同意的專家證人，但不得指定選擇任何人。專家證人是對法庭負責而非對任何一方負責，不是更有公信力嗎？
非法取得證據 應可呈堂
現時法庭是不會接納非法取得的證據，對此筆者並不苟同。
非法取得證據，當然要負罪責，理當予以適當罰則。倘有人認為自己因違法所付出的代價，比藉此得來的正義所帶給社會的好處為低，因而犯法，為什麼我們不欣賞？這個違法者自己承擔了成本，換來的是事實真相，法庭不接納的道理是什麼？
「三振條款」反映普通法的一些缺陷
不論普通法或大陸法，本來都是為公共利益服務。不利公共利益的立法或司法，均不足取。普通法或大陸法都認同無罪假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before conviction），並都認同比例量刑（proportionality）。普通法賦予法官詮釋法律的職責，因而間接賦予法官創新法律（make law）的大權。法官判案成為案例之後，其他法官就可能引用先例（precedent）而做同樣詮釋。這個傳統既帶來法律不斷適應改變中的社會價值和狀况，也帶來一些不利公共利益的結果。
「三振條款」（three strikes law；或稱三振法案），是一個源於美國的概念，正式名稱為美國聯邦政府於1994年通過的《暴力犯罪控制暨執法法》（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本來是針對觸犯暴力犯罪的犯罪者，若重複又重複犯下暴力或毒品重罪，則應判決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該法隨時間轉移，竟慢慢走了樣，有法官竟因有人重犯再重犯小罪過而施以重罰。
一個很誇張的案件發生於得州。198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Rummel v. Estelle」案，被告William James Rummel的初次犯罪是1964年價值80美元的盜刷信用卡案，依得州當年法例，50美元以上已算重罪，Rummel被判3年監禁；第二次犯罪是1969年的偽造支票案，價值28.36美元，依得州當年法例，偽造支票必屬重罪；第三次犯罪是1973年，他當時是冷氣維修工人，收了客戶款項之後沒有做維修，被控詐欺罪（英語「false pretenses」）成立，該筆款項是120.75美元。結果Rummel被判了無期徒刑。到1980年，Rummel以未受有效辯護為由，提出美國憲法所保障的人身保護令程序，獲准重開審判後，與檢方達成認罪協商，幾個月後獲釋。
為什麼依得州1960年代的法例，50美元以上已算重罪呢？雖然上世紀60年代的50美元已等同今天的逾500美元，今天得州法例指定2500美元或以上的盜竊才算重罪（felony）。有理由相信，當天曾有法官因痛恨盜竊或其他先例而曾經做如是詮釋法律的先例。這樣的詮釋和判刑，明顯偏離了應按比例量刑的原則。由於大陸法是成文法，必須經過多名法律專家經足夠商議才訂定，法律的詮釋通常會具體闡明，並經仔細討論。像Rummel v. Estelle的案例，應該不可能出現。
據筆者估計，「三振條款」的原意，並非在於對重複違反的輕罪，變成足以終身監禁的超重罪，而是先予警誡，向一次犯重罪者給予改過機會。可惜法官權力過大，由於人總有人性弱點，而判決總有可能反映偏見，卻變成先例，並為其後法官所援引，結果違反公義、傷害公共利益。
參考文獻：
（1）Matt Taibbi (March 27, 2013),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he Shame Of Three Strikes Laws”.
（2）Ho, Lok Sang (2011), Chapter 6: The Rule of Law, Tort Law Reform, and Legal Aid, in Public Polic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Routledge.
作者是嶺大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前所長、教大應用政策研究及教育未來學院兼任教授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