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羅崑：黎案的判決與民生福祉的揚帆
【明報文章】2025年12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3位指定法官以詳盡的判辭，裁定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下稱：黎）3項控罪全部成立，這份長達855頁的判決文書，不僅是一個個案的司法終局，更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宣示。
然而，國際輿論和本地某些聲音仍然將法律問題政治化、將司法程序妖魔化，充斥着「政治審判」、「壓制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受損」的質疑。筆者從香港社會各界對判決的反應，以及香港社會未來發展的深層意義理解，探討三大質疑。
黎非因政治立場被起訴
最大的質疑在於，不少聲音將黎的「反對派身分」與其犯罪行為混為一談。必須指出的是，黎並非因其批評政府、支持民主等「政治立場」而被起訴，而是黎實施了具體的違法行為，包括向外國政要請求對中國和香港實施制裁、封鎖和敵對行動，同時透過媒體平台進行系統性的國際游說。這些都是可以舉證、可以盤問的具體事實，更是「司法程序透明」的真實認可。
香港各界人士包括全國人大代表，政商界領袖、精英等，已在12月16日公開表示判決是公平、公正和彰顯法治的。事實上，任何主權國家，都有責任防止本國公民充當外國代理人以危害國家安全。法官在判辭打了一個妙喻：「如果一個美國公民以協助加州為幌子，向俄羅斯請求幫助推翻美國政府，任何國家都會嚴厲制止，美國甚至可能以叛國罪處以死刑。」黎的行為確實與此無異，絕非有聲音所指黎僅是政治立場的簡單表達，因而所謂「政治審判」絕不存在。
保護新聞自由不包括利用新聞自由顛覆
其次的質疑是指控新聞自由受到打壓，其謬誤是把新聞報導自由的普世價值與「利用新聞自由」進行顛覆活動（特別是法庭認定161篇涉及煽動性內容的文章） 混為一談。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第3款規定，言論自由權的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只要這種限制是依法規定並且確有必要。這指出無論是新聞自由、還是言論自由，從來都不是絕對的自由，更並不保護特定個人利用媒體進行國際政治勾結的權利。尤其是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新聞工作者對於國家安全的報導要更為謹慎，但這是任何法治社會的正常現象，亦反映新聞工作者對法律邊界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自判決以來，香港新聞界對判決的報道有客觀、全面、支持以及批評的聲音。這充分證明新聞自由的保護，是對新聞工作者進行獨立調查和批判性報道的權利保障，而非保障個人將媒體私器化以進行顛覆活動的權利。
允雙方全面法律論證 體現司法獨立
最後的質疑最為複雜，就是《港區國安法》削弱香港的司法獨立，惟黎案件是對「司法獨立受損」指控的有力駁斥。社會大眾可從判決的嚴謹性來看，855頁的判辭列舉事實，詳細闡述法律原理的適用，3位法官在高度國際政治壓力的強加之下，嚴格按照法律原理裁決。若是有「政治判決」的意圖，往往僅是簡短且缺乏說理。必須指出的是，《港區國安法》存在的本身，並不導致司法獨立受損的情況，尤其在黎案件當中，法庭允許充分的證人盤問、允許控辯雙方提出全面的法律論證，更允許黎聘請國際著名律師辯護，這全是司法獨立的具體體現，法庭展現出對程序主義的堅守。
總的來說，黎案件對香港社會有着深層的意義，判決是香港社會轉向新階段的起點。這意味着香港可以從長期政治內耗的社會環境中解脫，全社會集中精力放在市民關注的民生福祉議題，包括住房、就業、醫療及創科發展等。必須明確的是，這些民生問題的解決，是需要一個穩定、有法治保障的社會環境。黎案的判決，正是有這穩定與保障的證明。
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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