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請求制裁」毋須證措施已推 「科技禁運」可歸類勾結罪「敵對行動」

【明報專訊】法官判辭提及，黎智英案多名「從犯證人」供稱曾採取措施避免違反《港區國安法》，但即使「從犯證人」無意犯法，誤解法律不構成抗辯理由。針對黎智英有否「請求」外國制裁，法官裁定「請求」意指要求或呼籲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本案中提及科技禁運，可歸類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之一。

判辭有60段聚焦法律原則。針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接納控方所指，控方毋須證明串謀何時開始，關鍵是控罪日子已存在謀劃，法庭可從公開作為推斷犯罪意圖。

辯稱須證知非法 官：「法律無知」不能免刑責

法官表示，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的「制裁」、「封鎖」及「其他敵對行動」等字眼，可按立法背景及一般意思解讀，辯方呈交聯合國決議文件無助釐清國安法。法官又稱，國安法無規定「請求」必然導致任何制裁、封鎖及敵對行動，控方毋須證明制裁請求已提出或制裁措施已落實。

辯方結案陳辭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法官認為辯方說法欠缺案例支持，亦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法官稱，即使從犯證人作供表明無意犯法，只要控方證明控罪，誤信行為合法不構成辯護理由。

辯引合約法「受挫失效」 官：套在串謀案欠基礎

此外，辯方曾援引合約法「受挫失效」（frustration）概念，稱黎在國安法實施前與他人訂立協議，惟國安法實施後協議「受挫失效」，無形成新的協議。法官昨拒納此主張，裁定將合約法原則套用在刑事串謀欠缺法律基礎，不予考慮，並稱國安法實施後黎的請求雖變得含蓄和隱晦，但他跟被點名的同謀者、《蘋果日報》高層人員、Mark Simon、陳梓華等人於國安法實施前的協議，在國安法實施後仍延續。

控方早前邀請法庭行使司法認知，考慮政府2019年2月宣布修訂《逃犯條例》、6．12金鐘反修例示威，以及11月中大及理大衝突等事件。法官接納事件提供社會背景，有助法庭掌握審訊議題。不過，辯方提議法庭考慮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中國曾對外國實施制裁，以及李柱銘是香港最資深的大律師等，法官全部駁回，稱看不到該些議題與案有關。

（黎智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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