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拼圖達人}梁家駒 「幫人」偉大也尋常 用一粒牙為逝者正名

【明報專訊】走進梁家駒醫生的診療室，冷色調的白光明亮，整潔、乾淨，牙科櫈擺在正中，正像刻板印象中牙科診所的樣子。再走近些，只見一顆帶螺絲的植牙模型擺在窗邊，兩邊各有一隻塑膠狗狗玩偶「守衛」，再旁邊是一幅色彩鮮艷充滿童稚氣的畫，對面的牆上則掛着一張合影，相中穿傳統唐裝的男人們在禮堂前一字排開。與診療室連通的辦公室，則更可見其個人特色。暖黃色的光柔和映着一整牆挨挨擠擠的證書、嘉許狀，與知名人物的合照，唯有左下角最靠近手邊的位置，是帶有古舊痕迹的家族長輩照片。冷暖、繁簡、科學與溫情，一組組看得到的對照穩穩落在梁家駒醫生身上，顯現着他豐富的專業經驗與生命經歷。他被稱為「首位華人齒科法醫」，參與諸多重大案件及事故的工作，卻也在系列劇集演足4輯法醫。他自認更多時候是執業牙醫，也是傳統壽衣行傳人，又寫過專欄信箱回答性學話題，繁雜的經驗，由「幫人」的念頭聯通。

入行繞過幾個彎

梁家駒是香港老字號壽衣行「梁津煥記」的第五代傳人之一。他常常被問到，入行做法醫是否與家族生意有關，這中間卻有幾個彎。在傳統家庭出生長大，他因家裏說「還缺一個醫生」，加上自己對醫學有興趣，決定將香港大學的醫學專業列為第一志願，牙科為第二志願，奈何只被牙科錄取；雖然在英國被第一志願醫學錄取，但因為家人擔心他會娶個外國人回來香港，便不許他去讀，說「牙科也是醫生嘛」，於是留在港大讀牙科。直至大學訓練最後一年，有家中相熟的長輩（前警務處長李君夏）跟他講起一宗案件，說到齒科法醫的角色，令他深感興趣。於是畢業後再前往澳洲墨爾本大學就讀齒科法醫專業，而後參與一些重大案件及事故的鑑證工作。現在，他對自己職業的排序在首位的仍是「全科普通科的牙醫」，齒科法醫的工作相對較少，「希望不要做那麼多，證明社會安寧」，而當部分了解他「兼職」的患者好奇發問時，他也樂於解釋如何透過X光，牙科紀錄等辨認一個人的身分。

牙齒富含DNA 「地域限定」元素助定位

一顆牙齒可以講到怎樣的故事？梁家駒隨手從書架的牙齒模型拿一顆向記者解釋，海外較流行透過對於牙齒同位素的追蹤，理論上來說，由於不同地域的水、食物有相應的特別元素，會表現在人類的骨頭或牙齒上，而當人的日常活動範圍較小的時候，這些「地域限定」的元素便可協助定位，因此透過牙齒能夠辨別得出這個人的生活位置或者飲食習慣，甚至職業習慣等等。譬如縫針的人若常常用牙去咬針、便可能留下印記，「你常嗑瓜子，崩了牙齒，也看得到啦」，他開玩笑道。

在一些重大案件或災難後，由於指模辨別和DNA檢測這兩種身分辨別依據較難在嚴酷條件下保留，而牙齒因有堅硬的琺瑯質，在1100度高溫之下燒到6小時左右才會開始散，若接受過牙科治療，則可能有金屬零件保留更久，並有對應紀錄可以比對，從而確定逝者身分。他補充道，此次大埔火災因持續時間超過40小時，可能大火以及燒毀的物件會令骨頭受損破碎，導致即使從牙齒提取DNA也有一定難度，此狀况下則更要藉助譬如金屬製的飾物等secondary identifier （輔助辨識特徵）來幫助辨別。

此外，牙齒當中保留的DNA更豐富，喜愛粵菜的梁家駒用豬骨煲來舉例：「同等重量的骨頭和牙齒，牙齒能夠提供的DNA是更多的，像你吃阿媽煲的豬骨湯，可能外面只是硬的骨頭，而牙齒內部的牙髓則有豐富的DNA。」在口述回憶錄《屍法制度》中，他提到2004年南亞海嘯，他先後聯絡香港政府、國際刑警組織，想要前往幫忙驗證屍體，卻分別被拒絕或因手續而難以成行。海嘯後3個月，在他澳洲老師的鼓勵和幫助下，終於如願加入澳洲法醫隊伍，自費義務進行驗證工作。他寫道，由於逝者最後活動地點在海邊，只穿較簡單的衣物、少帶可辨認身分的物品或證件，而屍體經過海水浸泡，蛋白質排列被破壞，令DNA提取也較困難。於是在辨認得出身分的5000多位遇難者中，有八成是透過牙齒辨別。

親歷駭人案件：有情緒便哭 發泄完再做事

通常是嚴重事故後，才需要透過牙齒來鑑別身分，梁家駒常被問及如何應對常人難耐的狀况與心理壓力，他說見到不同的生命狀况，他也是有情緒便哭，發泄完就再做事，公餘時間打Wargame（戰爭遊戲）的習慣已保持20多年，現在仍要每月打一場，在他書架二三層擺放的6隻不同型號手槍模型便是興趣的紀念。見朋友、找美食，豐富的樂趣也是對生命的態度，「對我來說生命不是倒數，而是慢慢纍積，生命嘛，沒人知道的，只是做到對自己好、對別人好，幫到人就行了，就這麼簡單」。除了牙醫和法醫外，講起自己作為不同委員會、NGO如何做法醫及法證工作的科普、為弱勢群體提供牙科服務，與國際不同專業人士合作促進交流，他也滔滔不絕，「要不斷學習」是他的幫人法則之一。90年代，他曾經妹妹介紹在YES雜誌上寫起性話題的專欄，收到信件、寫出回信，解答少男少女的疑惑心事，「寫錯了又教壞小朋友，寫得對但很老套又沒人看」，為此他又專門修讀性學課程，平衡專欄的準確與趣味。

影響逾30年「routine case」

從業30多年，梁家駒參與過不少駭人聽聞的案件，問及過往經驗時，他只用「routine case」帶過，但細讀他的回憶錄，可見他曾負責1999年「Hello Kitty藏屍案」中的人頭驗證，卻因為人頭的牙齒全部被剝落而需要轉而用「相片重叠法」將疑似死者的圖片與頭骨比對而確認死者身分；而在2002年峇里島爆炸案中，他受印尼方邀請前往，透過對屍首牙齒做X光檢查，核對每顆牙齒的形狀、大小及修補痕迹而驗得二三十具屍體身分；他也透過為「魔鬼屠夫」案其中一位受害女童做牙齒鑑定而確定其年齡及死因。

而他最難忘的仍然是自己初出茅廬時參與過的1991年維也納航空空難的鑑別工作。當時他從墨爾本大學齒科法醫畢業不久，得知事故後主動提出想要參與後續工作：「我們這個行業太少人了，很多時候你要主動告訴別人（我們可以做什麽）」。他回憶說，原本讀書時還以為只要跟死者打交道，在現場卻發現，要與來自十幾個國家的法醫專家合作，更要面對傳媒的追問和家屬的情緒。近年，他收到朋友消息，問他是否記得當年案件。原來有當年一對遇難者夫婦的姐姐帶其兒子和外甥來港，想見梁家駒，確認自己家人的身分如何辨認，骨灰如何確認屬於其家人？梁家駒一一解答後，收到逝者家屬時隔多年的感謝。

訪問中，當問到一些梁家駒曾參與工作案件或事故的具體情况時，他幾次都未詳細描述，只說「都是routine case來的，說不好聽點，都是standard case」。而在分享這30多年後到來的解釋和感謝時，他感嘆道，「想不到我們這麼常規、標準化的調查，是可以影響兩代人、影響30多年的。當我們解釋清楚給她聽，對她來說也就不會再『心掛掛』，也是一種closure」。

法醫工作、殯葬傳統 守「幫人」信念

他說，其他法醫的工作可更「實際」地幫到人，譬如很多年前香港有一些摺叠桌椅會夾傷幼童的案例，法醫同事就去研究椅子合起來的力量是多大，死因庭基於這些研究結果確認設計上的錯誤，所以現在許多摺叠桌椅設計要同時按住兩個按鍵才能夠摺疊，這樣便可保證幼童的安全。 而「我們沒有這麼偉大的使命，更多是一個文化的，『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我們還死者身分，令在生的人得到安息。講得偉大一點，這是人權。為什麼全世界那麼多人要做那麼多事，還原死者的名分？就是這樣。」講到這麼大，他立即接上「食得飯啦」，卻又絮絮提起自己家族生意。

他講到自己在壽衣行長大，認識的多位長輩都在殯葬行業工作，在殯儀館見到遺體更是尋常，但他從未感到害怕。「我沒有宗教信仰的，我經常說『遺體只是沒有生命的遺體』，我們是幫它，所以我沒什麼可害怕的。」他笑說，自己兄長現時主力負責家族生意，反倒他兄長比較害怕。梁家駒比較少參與家族生意，只有「大case」，他遲疑、重複一遍這個似乎是從法醫工作裏帶來的用詞，自己暗笑，又接着講下去，「只有『大case』 ，一些比較豪華的葬禮，我可能會回去幫忙照看一下，但很少落手落腳去做了。現在到我兒子回去幫忙了」。說起這歷史已有120年的家族生意，「傳統」「文化」這些詞又重新冒出來：他認為這個行業是很傳統的中國人生意，時常依靠有別人認識、知道你家做這行才會有生意。而「我們中國人說，出生和走的時候要做最好的，各處鄉村各處例」，有時候老人家想跟以前的規矩，年輕人是不懂得，因此需要他們的經驗來解釋。兩種不同的面對死亡的觀念，對他而言並不衝突，仍可用「幫人」來收束。他說，「人在不同時間、地點，用不同的身分來面對這件事，但好簡單，總而言之就是樂觀，不要影響到你去幫人」。

文˙ 甘沐青

{ 圖 } 廖凱霖、網上圖片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梁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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