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孫興杰：中美關係「再正常化」與東亞秩序的大轉型
【明報文章】距離中美元首的韓國釜山會晤不到1個月時間，兩國元首再於11月24日晚通電話。這次通話內容，主要集中兩個方面：一是雙方回顧和確認了釜山會晤的意義，對會晤之後的中美關係發展表示滿意；二是在台灣問題上，中方領導人闡明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強調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將台灣問題置於中美並肩抗擊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的歷史敘事中，尚屬首次。
從中美關係歷史脈絡來看，或以未來歷史學家的思維來看，中美元首釜山會晤是兩國關係「再正常化」的關鍵節點；而此次通話，不僅確認了中美關係「再正常化」的節點意義，更延伸了中美關係「再正常化」對東亞秩序的影響，即穩妥推進東亞秩序轉型。
「再正常化」與中美地緣經濟關係的確認
1971年美國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當時他已經意識到這次訪問將改變世界格局。上世紀70年代，美國時任總統尼克遜、基辛格與中國領導人，實現了中美關係緩和及後續正常化，不僅打破了中美之間的堅冰，也改變了東亞秩序，將東亞地區帶入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從而使東亞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
2025年10月，中美元首的釜山會晤，並非一次普通的首腦會晤，而是2018年以來美國對華發起關稅戰後的一次雙邊秩序重置。首先，中美關係的性質、發展方向得以調整和確認，這是中美關係「再正常化」的重要標誌。
「再正常化」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兩國經貿關係需要「正常化」，即便不能回到2018年之前，也要順應中美經貿關係的現實結構。在供應鏈、產業鏈全球化時代，中美之間的經貿依賴不僅是結構嵌套，更是過程依賴。釜山會晤期間，雙方於稀土、半導體、「芬太尼關稅」、船舶停靠費、農產品等一系列問題上，達成了妥協和共識。這不僅是一年的「休戰」，更是中美對新常態下「正常」經貿關係的探索。
第二，在美國戰略收縮之下，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再工業化」之下，中國不是美國的頭號競爭者或威脅，本土及美洲才是美國的戰略焦點，移民、毒品等議題的重要性隨之上升。另外，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產業資本聚集地，是美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合作者。美國戰略收縮及從全球議題「退場」，重新校準了中美關係的「時空框架」。
其次，釜山會晤及此次首腦通話，確認了中美關係的地緣經濟屬性。這意味着雙方關係不同於以往的大國關係，而是全球化時代的大國關係。於韓國釜山會晤之前，中美兩大經濟體開展了半年的激烈經貿博弈，最終達成戰略平衡。經過幾輪經貿磋商，在釜山會晤之前，中美達成重大經貿共識。
於經貿問題之外，中美關係的性質亦需釐清和確認，這涉及彼此的戰略認知。通過會晤和今次通電話，雙方確認了中美之間不是對抗或敵對關係，而是「相互成就、共同繁榮」的關係。值得關注的是，釜山會晤之後，雙方通稿裏都沒有提到台灣問題。這並非台灣問題不重要，而是在中美關係地緣經濟維度裏，需要元首在有限時間內聚焦於貿易、產業、出口管制等議題。
美國戰略收縮與區域秩序調整
上世紀70年代的中美關係正常化，不僅建構了中美蘇戰略三角關係、重塑了世界格局，還推動了東亞秩序轉型。與尼克遜時期一樣，特朗普主義也是要減少美國的戰略負擔、承認多極世界格局。因此，特朗普主義對東亞秩序的影響，值得觀察。
首先，中美元首的釜山會晤及元首通電話，實現了中美關係的重塑。在美國發起全球關稅戰的背景下，中美達成的協議體現了戰略平衡，而日、韓、歐則不得不對美國做出比較大的妥協。
如果類比歷史，於中美元首最近通電話之後，特朗普要求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話，則是中美對日本的「越頂外交」。在中美元首通話裏，台灣問題被着重強調；而高市早苗在台灣問題上的出格言行，已觸碰到中美戰略平衡關係。
釜山會晤期間，兩國元首未重點討論台灣問題，更多是一種戰略默契。高市早苗以台灣作為例子，說明日本的集體自衛權，顯然是挑動台灣、綁架美國；但其看似精明的「狐假虎威」操作，並沒有達到預定效果——因為中美關係已經從不衝突、不對抗的和平共處，向「相互成就、共同繁榮」的互利共贏轉變。
釜山會晤後，中國戰略地位崛起，引發日本的安全焦慮，東亞安全結構處於重構中。高市早苗自詡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政治門生，但遠沒有安倍的戰略耐心和手腕去構建中美日三邊關係結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會出現一系列風險，中美有責任管控風險。
其次，全球治理體系的區域化方向，更加明顯。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國的治理能力下降，其退場將造成俄烏衝突、中日關係等議題的局部化和地方化。從宏觀來看，熱點問題的局部化，避免了危機升級為全球性衝突的風險。俄烏衝突、中東衝突，已經地方化了。雖然中美元首通話也談到俄烏衝突問題，不過俄烏和平最終還是要看俄烏歐，而美國則不斷嘗試「脫身」。當然，美國重新聚焦國內議題及美洲事務，美國與委內瑞拉的矛盾也將局部化，從而在雙邊或美洲範圍內解決。
高市涉台言論非口誤 乃日本戰略調整
從區域秩序來說，這一轉型會造成區域秩序的混亂與重構，區域內的大國身分和地方議題需要重新界定。高市早苗的錯誤言論不是口誤，而是日本安全戰略和國家身分的重新調整，包括集體自衛權、修改「無核三原則」（不擁有、不製造、不運進核武器），及比較大規模的擴軍、加強西南地區軍力部署等。對於中國、俄羅斯、日本、歐盟、印度等國家和區域而言，重塑周邊環境和區域安全結構，變得愈來愈緊迫。
最後，中美關係「再正常化」是全球戰略平衡體系的一環，中、美、歐、俄四方處於達成全球戰略平衡的過程中。俄烏衝突最終還是大西洋體系內的衝突，牽制了美國的戰略收縮節奏，「逆向尼克遜衝擊」的操作難以落實。對美國而言，一個過於衰落的俄羅斯，並不有利於美國的戰略調整。同樣，一個口號上是巨人、行動上是侏儒的歐盟，也難以扮演全球戰略中的關鍵角色。中美關係「再正常化」帶來的全球影響，將會逐步顯現。
作者是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非傳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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