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劉寧榮：全球「新共識」：自給自足
【明報文章】四川省第二大城市綿陽，外界不特別熟悉，對港人而言也顯陌生。我曾兩次途經此地，但直到最近才有機會造訪這個有點神秘的城市。60多年前，中國面對兩大世界強國美蘇的安全威脅，開始了近15年的「三線建設」。綿陽得益於這一經濟戰略，今已躍升為四川省域經濟副中心。
綿陽之行勾起我對歷史的回憶，但這座城市的短暫之行，更多地觸動我從歷史記憶中回到現實。曾幾何時，「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口號響徹中國大江南北，匪夷所思地卻在今時今日全球地緣政治變局裏成為全球「新共識」。
「三線建設」下興起的城市
綿陽是中國指定的高科技產業樞紐，官方認定為唯一的「中國科技城」，專注於尖端科技，包括國防、核技術、先進材料、軍民融合產業等。綿陽有20家國家級國防科研院所，核技術、鐳射等領域居世界一流。這座城市獨特之處在於其高度密集的科學家群體，有29名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
綿陽今日之地位，源於1964至1978年三線建設時期發展成果。當時中國不僅面對美國在東部海岸的封鎖，且因中蘇關係破裂，還要面對北部威脅。中央政府審議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改變了原本注重農業和提高民生的發展目標，不僅聚焦經濟建設，同時加強戰備，將戰略性質工業遷往內陸，以建立自給自足經濟體系，將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沿海地區為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西部地區為三線。
三線建設時期構成了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第二階段。首階段是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50年起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下，上海是中國最大工業中心，東北成為重工業基地。次階段轉向在內陸實行防禦性的三線建設。第三階段就是1978年之後大家熟悉的改革開放時期。
在三線建設時期，數以百萬計人口和先進研究機構從沿海地區（主要是上海、北京等）遷往西部內陸，包括漢中、四川、貴州等，許多設施和工廠直接建於山體之中。這場遷徙從根本重塑了綿陽的人口結構和經濟基礎，其也從1964年一個小縣城，搖身變為科技重鎮。
我的綿陽之行提醒我：60年可謂「彈指一揮間」，全球政經秩序變遷可以如此快速。在中國面對外部威脅、推行自力更生戰略僅僅60年後，整個世界正迅速告別冷戰後的「超級全球化」時代，步入一個全球各國擺脫互相依賴的自力更生新時期。
經濟穩定與國家安全為重
這一轉變的推力，主要由中美都同樣渴求經濟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願望所驅動。自力更生不再是中國發展戰略的特徵；即使在西方各國，也成為普遍訴求。
面對持續的貿易衝突和複雜地緣政治，中國早在內部就已明確將經濟自主提升為核心國家戰略目標，10多年前開始制定政策，減少對美的科技依賴，旨在預先阻止西方於關鍵技術上封鎖中國。從北京視角來看，新冠疫後西方推進脫鈎戰略，更加坐實了北京的擔憂。
今年四中全會的最重要目標，就是於未來5年提升科技自主能力以增強抵禦外部風險，通過強化科技創新和先進製造業夯實國家發展根基，彰顯了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實現突破的重要。
但中國今時今日的自主戰略，性質上跟歷史上「三線建設」有明顯區別。跟當年低效率且近乎孤立的做法不同，現行政策承諾堅持開放，其主要目標是培育強大的國內創新生態系統，以減少依賴西方科技並突破技術瓶頸，而非追求與西方脫鈎。
中國當前的自主戰略絕不意味關閉國門；強調科技自主的同時也繼續倡導國際合作，尤其是與西方合作。
儘管美國收緊了在學術上與中國合作，並限制中國學者和學生接觸人工智能（AI）等敏感領域，加上中國對政府官員子弟留學英美採取更嚴厲措施，惟中國學生對美國高等教育的需求依然旺盛。去年，中國留美學生總數雖被印度取代，但依舊是美國國際學生的第二來源地，繼續貢獻美國經濟。總統特朗普早前受訪，就為招收中國學生辯護，並警告稱阻止中國學生留美將導致「美國半數大學倒閉」。
同時，中國資本繼續在美尋求投資機會。中國投資者雖對美國高科技的投資遇到愈來愈多障礙，但連續兩個夏天，我在曼哈頓都遇到來自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投資者，想方設法透過曲線投資，將資本隱藏注入美國公民主導的投資基金，投資美國高科技產業，卻困難重重。但中國依舊需透過民間力量，配合特朗普加大投資美國的政策，積極部署投資美國，以換取特朗普在關稅和技術管制上讓步。
地緣政治與經濟競爭 加大恐懼
美國對華管制技術出口，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出台，拜登政府加大力度，2022年開始顯著升級對華的半導體出口管制，最初只針對半導體和AI技術，後擴大到其他領域；拜登下台前，更是進一步擴大對AI技術的出口限制。有美國專家甚至警告，於AI領域，中國只在晶片上落後美國，其他方面跟美國已可平起平坐，甚至超過美方。北京持續呼籲技術合作，卻遭遇西方日益增長的謹慎和恐懼。
這種憂慮已超越AI領域，也非美國獨有。歐盟正採取行動，迫使所有成員國在其電訊網絡中完全剔除華為、中興設備；德國曾是歐盟大國中反對這一做法的國家，如今亦已改變立場。甚至，中國製電動車也因潛在的莫須有安全威脅面臨審查。
挪威、丹麥、英國監管機構啟動調查全球最大客車製造商「宇通客車」，起因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推測——這些巴士可能在萬里之外被遙控導致完全癱瘓，跑在歐洲道路上的大巴可瞬間被迫停駛。這加劇了歐洲擔憂：中國製電動車可能構成潛在國安風險。
儘管西方國家有權審查其關鍵基建安全，但如今的憂慮已代替理性判斷。合理的安全憂慮，正與地緣政治戰略和經濟競爭糾纏一起，將技術風險與政治混雜，令各國的合作愈來愈難。
因此，中國新的自力更生戰略面對的一個核心困境是：在國際環境日趨受限、警惕性上升的背景裏，如何找到一條可行的全球參與路徑。
美國減少依賴中國製造，這一戰略轉向也非始於近期關稅戰，而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啟動。至少從2018年起，美國就已實施關稅，促使美企回流本土，以減少依賴中國。最初許多公司不願切斷其在華花費多年建立的供應鏈，但持續的貿易不穩已迫使企業重新評估風險。
中美經貿暫時休戰，但關稅戰陰影依舊籠罩。愈來愈多公司已意識到，美國已出現不可逆轉趨勢，切斷與中國的供應鏈已成為唯一選擇。雖然痛苦，惟不少企業不存幻想；為提升供應鏈抗風險能力，正逐步切斷數十年來與中國建立的供應鏈。
據報通用汽車（GM）已要求供應商尋找中國以外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並設定2027年為最後期限，終止在華採購。但這一轉移戰略對GM來說也極痛苦，其在華建立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供應鏈體系根基深厚，短期內尋找替代管道是艱巨工作。GM早於1997年就與上汽合作，是當年中美最大合資項目，也曾為GM獲取可觀利潤。全球化紅利消退後，「自給自足」大勢所趨，政客卻無視企業成本激增的困境。
過度強調自主 掣肘全球經濟
後冷戰「超級全球化」深度融合，曾為世界帶來難得的經濟蓬勃增長期。如今中美相互依賴的格局已無歸途，惟過度強調獨立自主，終將掣肘雙方以至全球經濟長遠發展。
西方企業供應鏈撤出中國，也給中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這種影響在中國主要製造業基地，如大灣區和長三角實地可見：一些工廠（包括新建工廠）因企業外移被遺棄，如今空蕩蕩，員工也被遣散。跨國企業在華供應鏈基地曾支持了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就業機會，在中國經濟轉型期，西方企業撤離無疑是雪上加霜。
美歐的高關稅正促使中國製造業轉移海外。這個戰略實質上是中國版的「中國＋N」戰略：通過將生產轉移國外，同時將核心技術留在國內，來確保中國在美國脫鈎戰略下持續的經濟貿易增長。
美國也有其版本的「中國＋N」戰略，目標是減少依賴中國供應鏈，並重新掌控關鍵產業。為實現目標，美國正積極推動「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促使供應鏈來源多元化，遠離中國，從而增強經濟安全性和韌性。
儘管出發點不同，惟西方和中國同時推行「中國＋N」戰略，或會將相互依賴降至一個能讓雙方在戰略上都感安心的水平。隨着主要經濟體脫鈎，小國有望融入正在重塑的全球供應鏈，從轉移的製造業和投資中獲益，得到新發展機會。這或許是給「超級全球化」進程中被拋棄的弱勢國家的一點補償。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全球化與商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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