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回溯全運百年演化史 十五運激發灣區奧運想像

【明報專訊】今年的全國運動會破天荒安排了港澳與廣東省合辦。這次粵港澳全運會，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因此，「十五運會」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十五次全國運動會。其實在逾百年前，全運會的概念已出現。如果將中國全國運動會的歷史追溯至上世紀初，更可見全運會的演化，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和外國的對話過程。

「第一次全運」為培養中國基督徒

1910年（清宣統二年）10月18日，一個叫「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同盟會」的綜合運動會在南京舉行。正是這次活動，後來被追認為第一次全運會。當年發起這項活動的主要推手，是基督教青年會（YMCA）。19世紀末、20世紀初，源於英國倫敦的YMCA深受「健碩基督教運動」（Muscular Christianity）的影響。簡化一點來說，所謂「健碩基督教運動」，是指將參與競技運動作為培育理想基督徒的主要手段。因此，YMCA在包括香港的中國沿海地區推廣體育運動，其主要目標是培養中國基督徒。清朝時期的這一屆全運會，其通用語言為英文、裁判亦基本上是外國人。參賽的運動員也是「讀番書」的青年男性。當年香港選手代表華南區參賽，贏得足球比賽冠軍。

民國成立至1948年期間，共舉行過6次全運會。如以1910年為第一屆賽事的話，1924年於武昌舉行的是第三屆全運會比賽。這一屆與之前一屆已相距10年。與之前兩屆不同的是，第三屆全運會是由中國人舉辦。大會使用語言改為中文，裁判僅3人是洋人。當年中國的精英矢志將舉辦全國運動會的權利收回，意味西方競技運動並不被視為需抵制的西方帝國主義文化，而是中國人擺脫東亞病夫惡名的途徑。後來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終結軍閥割據時代，南京國民政府也大力支持全運會。

1930年代的全運會亦與當時的國貨運動相輔相成。透過使用國產器材，全運會是展示中國工業實力的平台。而1935年的第六屆上海全運會開幕禮上，東北選手舉起白山黑水旗和穿上孝服進場，則是提醒國人要從日本手中收復國土的重要信號。抗戰勝利不久，國共內戰全面恢復。兩黨代表的是兩條不同的復興中華路線。隨着1949年新中國成立而國民黨退守台灣，1948年上海全運後，民國全運就退出大陸舞台。

撼資產階級 挑戰奧委會地位

現代競技運動的誕生和普及是資本主義萌芽和擴張的一部分。在上世紀初，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曾經力圖抗拒崇尚競爭的資產階級競技運動，甚至舉辦強調國際工人大團結的工人運動會，企圖與奧運會分庭抗禮。不過，後來蘇聯決定透過奧運場上爭取好成績以顯示社會主義優越性。所以新中國成立後，亦效法社會主義老大哥着手發展競技運動。一運會於建國10周年時在首都北京舉行，亦可見執政高層有意將體育發展與新中國的成就扣連起來。值得留意的是，當年的運動項目包括了無線電收發報、飛機跳傘、傘塔跳傘等與軍事需要相關的項目。由此可見，冷戰時代的緊張氣氛如何影響當時中國對競技運動的理解。

在國際運動場上，大陸和台灣之間的中國代表權之爭，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50年代中起與包括奧運在內的不少大賽無緣。1962年雅加達亞運會，印尼政府不許以色列和已撤退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團入境，國際奧委會遂制裁印尼，這次風波促成後來新興力量運動會的設立。首屆新興力量運動會1963年於雅加達舉行，這項活動開宗明義挑戰國際奧委會的地位和權威，也是第三世界在體育運動戰線上反制西方的行動。新中國對此大力支持，除了派隊到雅加達參賽外，二運會在1965年於北京舉行的原因之一，就是為第二屆新興力量運動會做準備。第二屆賽事原定1967年在開羅舉行，但最後取消，新興力量運動會亦無以為繼。

服膺奧運戰略 呼應經濟市場化

70年代初，乒乓外交促成中美破冰。與此同時，無論是聯合國還是不少國際運動組織，台灣都無法再被承認為全中國的合法代表。1974年德黑蘭亞運會，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派隊參賽。鼓勵世界革命以挑戰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藍圖，漸漸被與資本主義世界共存的策略取代。三運會就在1975年舉行。自此全運會如奧運和亞運一樣，大致進入每四年一屆的階段。

改革開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84年重返奧運賽場幾乎同步。在這背景下，1983年起的全運不但不再是為抵抗國際奧委會而舉辦，更是要服膺於中國的奧運戰略。因此，除武術外，全運會的正式項目都是夏季奧運會的項目。1988年漢城奧運中國代表團成績欠理想，亦促成全運會的比賽年份由原來夏季奧運前的1年改為3年，務使有更多時間予全運會嶄露頭角的選手備戰來屆奧運會。另一方面，呼應中國經濟市場化的步伐，全運會的商業化程度也與日俱增。部分比賽甚至有冠名贊助，贊助商在賽場上出現的頻率比起奧運會（至今仍堅持不設場邊廣告）有過之而無不及。

奧運可借鑑全運領獎安排

由鴉片戰爭起的中國近代史，其主軸就是中國如何回應現代化的挑戰。今天官方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國外輿論無論對中國的態度為何，也已經不能無視中國有條件為現代化寫下新定義的可能。既然已不是被帝國主義欺凌的弱國，近屆全運會部分項目（包括今屆在香港舉行的男子手球、劍擊和七人欖球）就大量起用外國裁判。外國人參與全運，已不像上世紀初那樣是民族屈辱的象徵。相反，這樣的安排象徵對高質素和公平賽事的合理期望。

中國已舉辦過兩次奧運會。國際奧委會主席考文垂到穗參觀十五運會開幕禮，已不再是要觀察中國是否有能力辦好大型運動會。她和其他國際體壇的有力人士，或會思考奧運會能從全運會得到什麼啟發。武術要像柔道和跆拳道般由東亞武術變成奧運會長期正式項目，不是易事。奧運會也難以像全運會大搞群眾項目比賽以增加推動全民運動。但由十三運會開始、運動員由教練陪同上頒獎台兼且可領獎牌的安排，讓運動員的幕後功臣分享榮耀和能見度，則應該可行。當然，這項安排可能將長期成為全運會的特色。

合辦省建造開支 制度需磨合

近來有人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合辦奧運會的討論。這件事暫時十畫未有一撇，香港特區政府在短期內也肯定有其他更迫切的事務要處理。但即使這些說法最後可能只是「煲冇米粥」，今次以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群合辦全運會，對包括奧運在內的其他大型綜合運動會也有意義。為了準備運動會而帶來的基建（如新場館）的龐大開支，近來令有意願申辦的國家和地區減少。但如果能利用多於一個大城市既有的運動設施，並同時將盛事帶來的遊客分流至不同地方，就可以減少興建或翻新場地的開支，也可以減少為特定盛事大幅度改造基建的壓力，主辦成本就可以顯著減少。當然，當項目分散在不同城市，又有可能令到市面上未必有單一城市承辦的那種節日氣氛。而不同城市制度之間的協調和磨合，也難免會提升主辦的難度。

【跨城奧運篇】

文˙ 李峻嶸

{ 圖 } 資料圖片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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