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埃及石碑何時從大英回鄉？

【明報專訊】今年十一月，位於埃及開羅的大埃及博物館（Grand Egyptian Museum）全館正式開放予公眾參觀。這座超過五十萬平方米，號稱全球最大的單一文明博物館，除了成為近十年至為矚目的新博物館景點外，也再次觸發了關於文物歸還的歷史政治爭端。尤其當荷蘭即將卸任的首相斯霍夫（Dick Schoof）在出席大埃及博物館開幕禮後，承諾把有超過三千五百年歷史的圖特摩斯三世王朝（Thutmose III）的石雕人像歸還埃及博物館，這舉措激勵了更多人去爭取將重要的埃及文物，從舊帝國的文物館陳列櫃歸還母國，作為文化歷史的轉型正義工程重要一環。其中，愈來愈多人把目光投放到大英博物館展出的其中一件鎮館之寶-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並爭取將其歸還到埃及人的手上。到底過去文物歸還的操作如何進行呢？這塊石碑又有何重要之處？

拿破崙攻陷羅塞塔的夏天

首先，為何大家都關注羅塞塔石碑的去留呢？這石碑有何特別之處，能成為擁有數百萬文物的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我們先要回到1799年的一個夏天。羅塞塔是埃及小鎮，剛剛被拿破崙率領的法國軍隊所攻陷不久。而當法軍正在用上當地資源來加固海防，修建聖朱利安堡（Fort St. Julien）以便與英軍持續作戰時，冷不提防發現這塊奇怪的石頭，上面寫上三種不同的古文字。大概是士官們感到這塊黑色玄武石碑可能有甚麼奧妙之處，因而沒有當成建築原材料，而是把原塊送到開羅，供拿破崙當時在開羅成立的埃及研究院（Institut d’Égypte）仔細研究。當時研究院學者製成的諸多複製品，如今也成為全球各大博物館的珍貴展藏，筆者在美國生活時也見過不止一件。只是不到兩年時間，埃及再度易手，英軍打敗了當地法軍，並接管了法軍在當地的一切權益，其中也包括羅塞塔石碑。所以如今在石碑旁寫上的字句，「1801年時由英軍在埃及獲得」。顯然，這句話是英國人從法軍奪取這戰利品後加上去的。

奠定埃及學的基礎

後來石碑供學者深入研究後，才發現當中碑文所刻的，是古代法老加冕時紀念的內容，並以當時官方民間所用的三種語體寫成，分別是古埃及聖書體（hieroglyphic）、埃及世俗體和古希臘文。因為那年代，埃及已經是托勒密朝代，即被希臘馬其頓帝國攻佔後分裂獨立出來的王國，因此當時統治者所用的官方語言已是古希臘文，或曰是阿歷山大語的通用希臘文（Koine Greek）。最重要的是，古埃及聖書體作為當年祭師專用的語言，有點似漢字的象形文字，但在漫長的中世紀時代已日漸失落，成為無人能解的神秘古文體。電影《盜墓迷城》（The Mummy）中經常提及的古埃及文物，如墓葬所用的《亡靈之書》（Book of the Dead），便經常用上聖書體來書寫，而且在戲中借用了數百年來的都市傳說，彷彿角色們能破解和閱讀埃及古文便可獲得神奇力量。但真正在當代破解聖書體，使之重新成為有意義文字的工作，還是待至十九世紀因為羅塞塔石碑的發現，通過古希臘文來對照才成功。因此，許多學者如劍橋埃及學教授John Ray認為，羅塞塔石碑的發現，奠定了當代整個埃及學（Egyptology）的基礎。

歷史遺留的殖民不公義

但是否應該將羅塞塔石碑歸還給埃及，成了一個上百年的大爭議。當年在埃及的法軍，敗給英國後簽訂的《1801年亞歷山卓條約》（Treaty of Alexandra） ，其中規定法國要把「所有公共財產、文件與古物」移交給英軍，但當年法軍仍偷偷趁月黑風高之時運走石碑，只是事敗被發現，如今石碑才安坐在大英博物館。不過羅塞塔石碑仍屬殖民時代的掠奪寶物，一如無數在同時代被歐洲帝國搶奪的珍寶，這在解殖時代一直視為必須正視的帝國主義遺害，或曰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殖民不公義。因此，幾年前有份要求將石碑交還給埃及的聯署聲明，其中有份發起聯署的是阿拉伯科學、技術與海運學院院長莫妮卡·漢娜（Monica Hanna）曾向媒體表示，「大英博物館持有這塊石碑，是西方對埃及文化暴力的象徵。」

帝國文物掠奪與歸還

但是，為何帝國如此熱中於掠奪殖民地的文物呢？美國布朗大學文化學者阿祖萊（Ariella Aïsha Azoulay）便曾在著作Potential History立論，這種文物掠奪有幾個目的：一是通過整理、歸檔、分析，將之納入帝國知識體系的範圍，使之得以成為可供研究和買賣的產物，甚至支撐起整個文物買賣市場；二是掏空殖民地地區的歷史記憶，令其成為文化身分傳承的他者，只能在帝國知識體系中成為被定義的客者；三是在帝國的博物館內展出的文物展品，都是跟這些文物原來的生活世界隔絕，成為一件件奇異珍品，滿足參觀者獵奇的目光，這些當然是為了強化既有的帝國歷史進步意識形態，即帝國能夠入侵征服其他文明和部落，乃因為其先進和發達的技術和文化，而通過展出這些文物能夠展示這些被征服者的落後和原始生活，強化既有的西方進步觀，也證成帝國支配世界的必要性。

至於國際社會何時開始阻止這種帝國掠奪文物的行為，這便要待至全球南方在解殖浪潮所推動的新制度保障。在二戰後的五、六十年代，前殖民地國家在新的聯合國秩序中紛紛獨立，同時保護這些新民族國家的國際法也相繼出現。例如在聯合國底下的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在1954 年通過了《武裝衝突情况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及其附屬法規，對文化財產作出定義，並制定在戰爭時期如何保護文化財產的原則。然後在1970年，多個新興國家推動下通過《禁止與防止非法進口、出口及轉讓文化財產所有權之方法公約》。

該公約要求締約國建立國內法律架構，禁止並防止文化財產的非法流通（第 5、6 條），並規定各國應設立返還與補償機制（第 7、8 條），同時承諾締約國在需要時透過協商與雙邊協定合作，協助提出請求的一方（第 9 條）。這些國際法是特別針對博物館或類似機構的盜竊或非法交易，防止博物館在非法文物交易市場中獲取他國文物，並制定交還相關文物的方式之類，以打擊黑市文物交易市場。想當然，保護文物的歷史並非一帆風順，反而阻力處處。單以英美為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倫敦成立的，但英國卻在1985年，即鐵娘子的任內退出這國際組織，一直至工黨上台後才重新入會。而在今年七月，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要求美國第三次脫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箇中理由是因為UNESCO 致力推動具分裂性的社會與文化議題，並過度聚焦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跟美國優先的政策有所牴觸云云。

大英博物館：文物並不專屬於任何文明

因此，按照上述保護文物的公約，凡是從非法方式得來的文物，理應要歸還給原來擁有該文物的國家，以尊重和履行當世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所以荷蘭今年決定把文物還給埃及，也是因為那雕像當初會流出埃及國外市場，乃因在十多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的動亂，許多文物被非法盜走和走私出國，其中這雕像輾轉之下來到荷蘭。而英國一些博物館也願意踐行相關的國際道義，例如倫敦的霍尼曼博物館（Horniman Museum） ，在2022年便將數十件館藏歸還給尼日利亞，包括珍貴的奧巴·奧霍格布阿（Oba Orhogbua）浮雕。另外，劍橋大學等機構也相繼聯絡不同前殖民地國家，商議歸還文物的安排。早兩年，荷蘭國立博物館也曾將康提大炮送還給斯里蘭卡。

但是大英博物館卻不屬此列。一如早幾年，當尼日尼亞的國家博物館及遺址委員會向英國發出歸還交物的要求，希望將過去英軍在貝寧城（Benin City）掠奪的文物加以歸還時，大英博物館便以1963年英國所頒布的《大英博物館法令》（British Museum Act 1963）為由，拒絕交還館藏的九百多件青銅器。因為根據該法案，受託人無權出售、交換、贈與或以其他方式，處理任何屬於其已經納入館藏的文物。同時，新任大英博物館受託人之一的蒂芙尼・詹金斯博士（Dr. Tiffany Jenkins）也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文物歸還。她不同意這跟殖民不公義有關，甚至認為文物並不專屬於任何文明，任何國家都可擁有別國文物，又指文物在英國博物館中得到很好的料理保護，這也是她在著作Keeping Their Marbles中嘗試論證的事。只是近年英、法博物館連番出現失竊事件，令所謂保護文物的托辭愈發受到質疑，先是2023年大英博物館發生監守自盜，以致不少古希羅展館的黃金珠寶館藏被偷走；接着今年在法國羅浮宮，光天化日被幾名匪徒打劫過億珠寶。一如另一位大英博物館受託人愛麗絲・羅伯茲博士（Dr Alice Roberts）在推動大英博物館歸還雅典巴特農神殿的大理石浮雕時所言，這文物歸還的舉動乃是正視殖民主義不義的回應。

到底文物是否應當屬於某一個國家擁有，還是作為世界共同的財富，或者是發達國家基於其財力和歷史角色而產生的責任，而國際社會需要大國來保護和研究這些相關文物？這些問題，在這高舉解殖和自主的世代，將是有待妥善回答的大哉問。

文˙ 李宇森

{ 圖 } 網上圖片、作者提供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黃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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