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郭樺、鄭宏泰：生育迷思（四）：把根留住
【明報文章】香港極低的生育率廣受社會關注、引發社會大量討論，是近10來年的事。但引來這麼多關注和討論，本港惡化的生育率狀况並沒改善，對生育率持續下降的關注，實在亦不是於這十幾年才開始的。
根據香港總和生育率歷史數據，從1976到1979年，總和生育率尚能保持在2.1以上；從1980年開始，就突破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並持續下跌，之後更從未升上過世代更替標準，2000到2006年更落到1.0以下。雖然之後到2019年總和生育率有回升，但疫情期間及疫情後的生育率，則再一次下跌到不足1.0的極低水平。
雖然經過修正後的總和生育率，可以抵消一部分「步調效應」對總和生育率的壓抑作用，惟本港生育率下降、世代更替危機早在1980年代就已經發端。1980年代正是香港廢止難民「抵壘政策」，開始實現外來人口有效管控。可以說，在嚴格限制外來人口之後，香港本地人口生育率就已經無法實現世代更替的增長。如果不依靠各時期來港人口補充和生育，香港人口危機應在很早前便已經到來了。
如果政府要重視和挽救本港不斷下沉的出生率，早在回歸之前，就應該多討論、想對策。但從1999年因「吳嘉玲案」引發社會對所謂「167萬」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會湧到香港的大恐慌，到2013年一刀切「零雙非」政策，立即煞停「雙非孕婦」（夫妻皆非香港永久居民）來港分娩，再到現在香港社會對「全球最低生育率」的焦慮——特區政府人口政策過往表現得反反覆覆，甚至顯得進退失據，一路拖延到最近兩年，才開始首次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倘若香港社會過去對人口問題一直缺乏理性討論，政府實難辭其咎。
身分焦慮 引發生育率關注
如果40多年前香港社會可以對低生育率現象視若無睹，為何到最近卻如芒在背、如鯁在喉呢？一個社會若然特別關注某種現象，往往是某種焦慮心態的反映。香港回歸之後的經濟規模不斷增長，惟財富兩極分化也愈演愈烈。內地經濟快速發展，香港回歸後內地與本港經濟和社會加速融合，公眾眼見一擲千金的內地「自由行」旅客，「雙非孕婦」爭相來港分娩，內地生赴港留學熱，來自內地的優才、專才及愈來愈多內地品牌和企業，很多人未實質享受全球化和兩地融合利好，反而先承受各種生活不便和機會擠壓。
社會心態不再積極認為「明天會更好」、「辦法比困難多」，反而覺得熟悉的社會變得陌生、篤信的規則在消亡。人們對自身身分產生「存在焦慮」，對社會前景看法悲觀。在全球化影響之下，這種存在感焦慮，及那些反移民、反全球化的社會思潮，已在全球非常普遍。香港前些年由「反修例」觸發的「黑暴」行為，不過是這個大潮下被各種社會問題更早地引爆出來而已。反觀，香港近些年對生育率的關注，又何嘗不是源於對「香港人」身分和所熟悉價值觀之流失的焦慮，進而演變為社會關注熱點？
必須注意的是，這些身分焦慮感，同時也伴隨保守主義傳統價值觀回潮，家庭價值觀就是一例。家庭議會從2011年開始，大約每隔兩年所做的家庭狀况調查，有幾個關於家庭價值觀的題目頗值得玩味。例如有說法稱「要有兒子延續家族的姓氏」，從2011到2017年，都有超過四成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這個說法，2017年比例更升高到48.7%，也就是說有接近一半受訪者同意此說法。如果加上中立者比例，「傳宗接代」仍是一個相當主流的觀點。另外兩個說法跟傳統「孝親」觀念有聯繫：「願意與父母同住」的比例，一直超過六成；而同意「即使不與父母同住，我都會供養他們」的比例，則一直都超過八成。倘若加上中立者比例，支持傳統「孝道」的市民比例也在增加。這些都可能顯示在外部世界愈發趨於變動和不穩定的時候，人們可能會更希望回歸傳統，以尋求一份心安和慰藉。
正如筆者之前幾篇文章所述，生育問題癥結在於婚姻和家庭。政府要準確把握社會脈搏，就需要更積極與民意實現文化上的互動。傳統文化觀念回潮，可能阻礙推廣一些進步主義和全球主義，惟也可能恰好提供社會氛圍和機會，去解決一些過去社會積重難返的問題。例如因應文化傳統中結婚與生育的連接關係，推出政策鼓勵結婚、支援家庭，進而對引入外來人口實行前瞻規劃。過去的2024甲辰龍年，給香港在人丁上帶來不錯收穫，同樣也提供了不少新的政策想像空間。
一句話：特區政府如果坐等下一個龍年再搞一場「運動式生育獎勵」，本港人口問題、生育問題和老齡化問題，只會更為糾結，「把根留住」的焦慮只會更強烈。畢竟，「量力而行，相時而動」才是我國傳統文化智慧。
（「生育迷思」系列．四之四）
作者郭樺是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員，鄭宏泰是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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