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恩成：非簡即繁？ 再思人口流動對教育的挑戰

【明報文章】近日，有本地小學容許學生以簡體字作答，引起部分家長與市民質疑，認為此舉觸及教育公平與本地文化。然而，若從學校的實際運作層面出發，便會發現人口流動帶來的教育挑戰，遠不止於「簡繁之爭」。不少前線教師深知，於短時間之內，外來學生急增，學校在課室管理、教學進度與語文支援方面所面對的壓力，往往比公眾想像的更為複雜。

人口流動下呈現差異 本屬必然

要理解問題核心，首先需承認：當人口流動頻繁，來自不同教育制度背景的學生匯聚於同一課室時，學習差異自然存在，這些差異必然影響教師的教學策略、掌握進度與評估方式。

以筆者訪校經驗所見，中四插班來港的內地專才子女，普遍接受比香港更深的數學訓練。本地數學M2課程對他們而言，或不至於「雕蟲小技」，但確實相對輕鬆，部分本地學生因而生出不公平感。不少數學教師亦坦言，內地學生的數理基礎紮實，同時反映出本港教改之後高階數學知識逐步被削弱，愈來愈少人修讀數學科M1、M2的現象。這些皆是真實存在、值得正視的教育議題。

然而，亦有另一批內地家長選擇來港，是因為希望子女能夠避過惡性競爭、被「內捲捲死」，接受相對平衡、壓力較低的香港課程。另一方面，不少移英港人也發現，子女在香港的數理科表現中等，抵達英國後卻遠超同齡學生，甚至萌生入讀牛津、劍橋大學的可能。若沿用同一邏輯，這對英國本地學生是否也構成「不公」？

這些例子說明，差異並非某一方之「錯」，而是不同教育制度在人口流動下的自然呈現——全球多個移民社會皆面對同類情况。

事實上，我們亦可反向思考：香港學生的英語水平普遍較佳，我們又會否因此認為內地學生在英語學習上「遭受不公平」，需要如舊制般按程度分為syllabus A和B？真正值得探討的，其實是教師如何在現實課室中處理程度差異、如何保持教學進度、如何在評估上做到相對公平，避免學生之間的學習差距進一步擴大。

本地獨特而複雜的語文處境

香港的語文生態，一向複雜。「兩文三語」政策行之多年，歷經母語教學與微調政策，惟社會討論語文能力時，卻鮮少追問：究竟是誰的「母語」？我們期望學生同時掌握中文、英文、普通話，往往帶有功利期待，卻忽略語言作為學習媒介（medium of instruction）的根本角色。

著名的英國語言學家韓禮德（Michael Halliday）早已指出，語言既是符號，也是理解抽象概念的核心工具（註）。從中世紀大學先習文法、修辭，再學其他科目，到AI（人工智能）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學習邏輯依然是「word before the world」（語言在前，世界在後）。物理學家牛頓若要講解力學，也必須透過語言。因此，小學與中學課程必須投放大量時數於語文科。

讓學生在小學階段學習繁體字，並非要求他們排拒簡體字，而是為其日後掌握以繁體字為主的書寫系統奠定基礎。繁體字是本地學術、法律與文化生活的標準書寫形式，也是學生升學與公開試必須面對的語文環境。

不過，課室的現實遠比政策文件複雜。許多中文中學的一個班別內，同時有本地廣東話學生、剛來港的普通話學生，以及南亞裔新來港學生。教師究竟應以廣東話、普通話或英文授課，沒有一套絕對答案。現行制度在教改與微調之後，賦予學校高度彈性，容許教師按學生背景做專業判斷。值得強調的是：容許學生初期使用簡體字，並不等於該學校不教授繁體中文，這點切勿混淆。

需信任前線教師 按實况做專業決定

筆者曾到訪一所中文中學，班內有內地新來港子女，亦有南亞裔學生，也有不少本地生。內地學生雖慣用簡體字，但在繁體字教材的「沉浸式」環境下，多能夠逐步適應；南亞裔學生若中文能力有限，學校可安排部分科目以英語教授，並設「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支援課程。許多學校亦會動員家長、校友與社區團體，在星期日設立廣東話或繁體中文班協助新生融入，展現了香港教育制度的靈活性與社區互助精神。

因此，與其將問題簡化為「內地逼香港化繁為簡」或「香港排斥簡體字學生」，更應反問：內地與南亞裔學生在香港學習廣東話與繁體中文，本來就是他們的受教育權利。至於是否容許簡體字作答、適用年級、評分方式等細節，理應交由教師按具體情况做專業決定。而這一點，我們需要信任前線同工。

筆者亦曾觀課：班上普通話組與廣東話組之間的張力清晰可見，本地學生希望同學「講番廣東話」，新來港學生則擔心口音被取笑。教師以廣東話為主要授課語言，必要時輔以普通話解說，並非出於什麼「大香港主義」，而是基於教學考量——讓學生在自然語境中習得語言，同時兼顧普通話背景學生的學習需要。

語文差異，並非今日才出現。於殖民地年代，不少小學手冊會要求學生填寫「籍貫」。雖然未必有系統研究，但可合理推測，此乃了解學生語言背景之用——當時校園內已有說廣東話、潮州話、上海話、福建話、普通話的學生並存。只因當時多間中學以英文授課，中文科也採廣東口語配繁體書寫，因此沒有太多人着重語文差異所帶來的學習問題。如今，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學生增多，語文差異定必再度成為公共議題。

正如作家陳冠中所言：2019年之後，是香港的又一個年代，看似嶄新，卻延續舊有矛盾。人口流動、語文文化與教育制度之間的張力，不會消失。也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理解教育現場的複雜。

註：Halliday, M. A. K. (1993). Towards a language-based theory of learning.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5(2), 93-116.

作者是中大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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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