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郭樺、鄭宏泰：生育迷思（二）：把脈低生育率
【明報文章】香港作為國際級金融中心，為世人所共知和稱譽；同樣，香港也以「全球最低生育率」聞名，引人注視。本港生育率不僅無法達到人口世代更替的最低要求，也長期處於極低水平。這導致生育成為香港社會極受關注的問題。
針對本港生育率的討論，主要以香港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為基礎，其長期處於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即平均每名育齡（15至49歲）女性對應活產嬰兒數在2.1人以下。普遍看法認為香港缺乏生育友善環境，例如家庭居住環境、工時長、工作壓力、育兒壓力等相互疊加，造成生育意願長期偏低，甚至前些年社會矛盾激化時，不少人還將低生育率問題與政治民主扯上關係。
要討論這些看法，首先需確定兩個要點：其一，總和生育率是否能反映香港生育趨勢？其二，本港生育環境是否應該對低生育率負責？
總和生育率低 不代表意願低
政府和媒體經常引用的生育趨勢指標，是總和生育率。這個指標指15至49歲育齡女性，在每個年齡組別所對應活產嬰兒數目總和。這裏的女性數目，通常不將外籍傭工計算在內。計算總和生育率，要根據育齡女性年齡分組，因此受到女性生育平均年齡的影響。生育平均年齡愈靠後，總和生育率就愈低，這在人口學中稱為生育率的「步調效應」（tempo effect），即生育行為延後，會壓低總和生育率（註）。
問題是，以年為尺度計算生育率，不能反映女性在整個生育年齡階段的平均生育數目。如果不對總和生育率「步調效應」做調整，下降的總和生育率，可能反映的是生育延後行為，而不一定反映生育意願低落。在現有生育技術條件下，育齡女性並不能無限期延後生育；龍年在生育中的功能，就是一次生育結算。
延後生育的夫婦，可能會利用龍年好意頭提早「拉埋天窗」，然後爭取生個「龍B」。所以，經過調整後的總和生育率，會呈現每個龍年或者一些特別吉利年份都大幅增加的現象，這反映社會生育意願依然存在。拉低生育率的主要是生育年齡不斷推後，例如按各產次孕婦年齡計算的中位數，於2021年達到33.6歲，而2011年、2001年分別是31.9歲和31.1歲。
撇除「雙非」孕婦（夫婦皆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及其生育嬰兒數目，再對總和生育率的「步調效應」做修正後，2000年到2021年間有3個生育高峰（2022至2024年育齡女性部分數據未公布，暫未納入分析；見圖）。於2000年生育高峰後，2007年還有一個生育高峰，經修正的總和生育率曾達到1.8。2007年的丁亥年，據說是60年一遇的「金豬年」，是生育吉利年份。而2012年龍年，更是推高2013年的生育率達到2.1，歷史性超過了人口世代更替標準。2014年以後，經過調整的生育率趨勢，也較未經修正之總和生育率要高，基本處於1.0之上。這再次說明，不能簡單將生育率趨勢等同生育意願趨勢。
華人移民生育率低
反映環境影響有限
香港社會有聲音一直批評，社會缺乏生育友善環境。這些看法有針對生活、工作環境，也有影射政治和社會制度。如果根據這種環境邏輯，那麼換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輕鬆的工作氛圍，尤其轉到西方的環境裏，應當可以見到華人更高生育率。以港人熟悉的美國、加拿大、澳洲為例，這3個國家歷史上港人移民多，華人整體數目龐大。加拿大、美國和澳洲的政治體制類似；而福利上，加拿大更可以比擬北歐福利國家。根據公開資料，2022年美國亞裔（包括華人）的總和生育率是1.35，不僅低於美國平均數1.66，而且是在所有族群中最低。2011年華人在加拿大的生育率也是1.35，同樣是落後加拿大平均生育率（1.61）的族群。澳洲也有大量華人移民，但2023年澳洲華人（來自中國內地）移民人口總和生育率只有0.85，來自中國香港的移民則只有1.02，均遠低於全澳洲平均水準1.57。所以，華人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的生育狀况，與香港經修正後的生育率相差很少。這說明生育率可能受到外在環境影響，惟環境所起的作用極為有限。
另外，也可以比較歷史上受中華儒家文化影響的幾個東亞經濟體。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都有龍年偏好，但在2024甲辰龍年生育表現不佳：2024年台灣出生134,856人，較2023年新出生嬰兒數目反而下降了715人；新加坡有33,703人出生，較2023年僅增加162人；韓國該年新生嬰兒數目，較2023年僅增加約8300人；日本則下降41,227人。
可以甚為清楚地看到，不管是與香港經濟體量相近的經濟體如新加坡、台灣，還是更大型的韓國、日本，甲辰龍年在新生嬰兒數目上表現並不及香港。橫向比較，龍年的香港新生兒數目增長，於整個大中華文化區內各經濟體中算是非常亮眼的成績。
應當說，在全球城市化和工業化趨勢下，生育年齡不斷延遲已是全球普遍現象，生育率下降是各個社會的普遍問題，不能簡單地將生育率下降趨勢等同生育意願不足，也不能盲目批評本港生育環境不夠友善，甚至扯上政治民主云云。分析結果說明，要提高生育率，需關注延遲生育年齡的相關因素。是否有「銀子彈」和「萬靈丹」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將是下一篇文章討論重點。
註：Bongaarts, John and Griffith Feeney. 1998. On the quantum and tempo of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4(2): 271-291.
（「生育迷思」系列．四之二；下周五(11月14日)續）
作者郭樺是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員，鄭宏泰是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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