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尹瑞麟:從高市早苗當選 看日本政局的「亂」與「序」
 
																								
												
												
											【明報文章】繼承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政治、外交和經濟實踐的高市早苗,當選日本新任首相,過程可以用「峰迴路轉」4字形容;但同時亦展示了,日本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和民族,在面對內外局勢急劇轉變的情况下,無論是有志之士以至主流民意和整體國家,如何以夾雜着傳統和創新方式開展變革,回應時代要求,是次選舉提供了一個絕佳案例。
具體而言,日本作為民主國家一員,有着清晰的政權交替和首相選舉制度;令人感「混亂」的原因,是以往的「密室政治」,以及過多「黨派利益」重於「國家利益」的考量和協調。惟話雖如此,亂的主軸仍是日本主流民意和整體國家選擇,由冷戰時期的自民黨與社會黨的對壘,到今天為尋求如何與美國共同應對中國挑戰,要建立新國內和國際政治秩序。
議會制決定日本政治運作模式
日本首相任期短暫,是二戰後日本政治一個極為顯著的特點,主要原因是戰後日本和當時以美國為首的盟軍,選擇沿用戰前「明治憲法」的議會制為修改基礎,而非引入美國的總統制,目的是避免獨裁政治與軍國主義重現。
誠如日本剛離任的前首相石破茂,在他發表的「戰後80年所感」裏表示,於二戰前及戰時,日本軍部勢力坐大,內閣無法有效約束軍隊,最終將國家引向戰爭深淵。因此,議會制是戰後日本一個根本性的憲政選擇,決定了日本戰後政治運作模式。
即便如此,日本在戰後一段頗長時期內,議會制沒有帶來太大政治混亂,於被稱為「五五年體制」期間(實際上指1955至1993年),基本上是由自民黨長期獨大,社會黨等只是作為在野勢力。這種格局得以長時間維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戰後世界隨即進入美蘇對峙的冷戰,日本作為美國於遠東對抗共產主義陣營的「防波堤」,因此美國樂見一個親美、保守的自民黨政權長期執政。與此同時,於美國協助下,日本戰後經濟迅速復蘇,使大多數選民對自民黨的執政能力感到滿意。
不過,隨着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美日之間以至日本國內的若干深層社會矛盾,相繼浮現。結果引發了上世紀80及90年代的美日貿易摩擦,以及日本的長期在野黨——社會黨——短暫執政,及眾多小型政黨相繼成立,當中包括今次受較多關注的、與高市早苗領導下的自民黨聯合執政的維新會。
因此,總的來說,日本的「短命首相」和政權不斷重新組合,是由於其議會制,以及在面對急劇外部變化和尋求新共識的制度設計本身。各黨派的分權式派閥文化、密室和「料亭政治」等表現,只是表象。
接着的是,高市早苗如何在此充滿傳統的制度下繼承安倍路線,及為自己和日本打開新局面。去年9月底,石破茂於自民黨總裁選舉次輪投票裏取得215票,以21票之差,勝過得194票的高市早苗。雖然當時意味着她和安倍的路線未得以順利延續,但她已儼然成為自民黨內另一重要政治力量。
安倍與高市如何在傳統制度創新
跟其他有意問鼎首相職位的人不同,當時高市選擇減少公眾應酬,潛心政策研究,及以清晰和系統性的筆觸,直接與國民溝通,先後出版了兩本分析日本時局和應策之道的著作,分別題為《國力研究》和《日本經濟安全保障》,向國民和國際社會闡述她的主張,兩書迅速登上日文暢銷書之列。有關該書的內容,去年筆者於本報觀點版〈從高市早苗看日本的安全保障觀〉(2024年10月28日)一文裏,做過詳細介紹。
高市早苗於書中表示,日本人「必須認清現實」,日本必須聯同有相同理念的國家,推動改革聯合國安理會,致力強化聯合國的功能;軍事方面,日本應在強化現有導彈防衛系統的同時,部署反擊能力;外交方面,日本之安全保障環境因為中俄朝的情况而變得嚴峻,須無懼面對各種政治風險,增加軍費,在設想日本受到最嚴重威脅的基礎上,設計出切實可行的應對方案,不贅。
至於高市早苗師承的安倍晉三,又如何在「傳統中創新」?相信在這方面,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如何在美國總統特朗普首屆任期之初,以「非傳統」方式引導特朗普認清「中國威脅」。安倍於2020年卸任首相後,隨即主動接觸《日本經濟新聞》,和盆托出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剛結束、特朗普確認勝選不到10天之際,他便馬上動身往美國會晤特朗普,陳述中國「軍事抬頭」的威脅,及強化日美同盟的重要(見2020年9月26日《日本經濟新聞》)。
安倍表示促成他急於提出會面的原因,是「特朗普於競選期間曾表示會從遠東撤軍,以及重新修訂美日軍事同盟協議,這讓日本朝野非常緊張,擔心接下來日美關係會有所改變」。會談裏,他強調中國軍事力量「抬頭」,「不僅是日本要面對的問題,也是美國要面對的問題」,並期望「美國維持於本地區的軍事部署」。當時安倍表示,從特朗普執政後的表現看,他的會面和對話起到效果;而該次會面更成為他本人出任日本首相期間,「日美關係得以一直維持強固關係的起點」。
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政治立場保守和親中的日本公明黨,早前宣布退出與自民黨長達26年的同盟關係,的確曾經一度令高市的拜相增添了變數。但日本維新會加盟,一方面大幅增加了高市拜相勝算,更是豐富了高市的改革內容,提升了自民黨與維新會在理念上的執政同盟性質。
值得一提的是,港人較熟悉的日本企業管理學家、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是維新會的重要理論奠基者和精神領袖,不過並非該黨的核心執行層或議員。他的思想和主張,深刻影響了維新會早期政綱,尤其是強化大阪關西地區的「地域主權」和「行政改革」理念。然而隨着時間推移,大前研一跟維新會的實際路線產生了分歧,並最終疏遠。
綜觀日本這次權力迭替,公明黨退出和維新會加盟,戲劇性地展示了一次執政權力重心的更替。這一退一進,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是否新的長期轉變之開始?惟更為基礎性的是,選民人心思變和變得主動是事實。
作者是前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曾長期任職國際政府組織、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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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瑞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