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歡：立法會如何更貼近社會脈搏

【明報文章】隨着香港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社會各界對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抱有更高期望。在「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落實、行政與立法關係重回良性互動軌道的當下，立法會已告別昔日的政治內耗。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議會工作已臻完美。要真正成為一個高效、專業、貼合社會實際需求的立法機關，立法會仍有必要在運作機制上，開展深刻的審視與改革，以更好履行其憲制職能，協助政府提升治理水平。

目前，立法會會議中有相當一部分時間，用於處理議員議案辯論。這些議案雖然為議員提供了表達政見、關注特定議題的平台，但其效用值得商榷。部分議案內容重複，或流於宏觀的政策倡議，對市民而言略顯遙遠，且不具法律約束力。

借鑑星洲國會經驗

相比之下，口頭質詢於時效性與社會關注度上，具有天然優勢——它能夠讓議員針對當下最迫切的民生議題，直接向政府官員提問，促使政府迅速回應。然而，現行的口頭質詢環節，往往「點到即止」，議員追問空間有限，難以深入挖掘問題根源。對此，立法會可借鑑新加坡國會的經驗，適當延長議員提問和追問時間，允許更深入的交鋒與探討。這不僅能夠讓政府官員更充分闡述政策細節，也能有效提升議題的社會關注度，讓議會討論的社會溫度上升，使市民更真切感受到議會工作跟自身生活的緊密聯繫。

與此同時，法案委員會是立法工作的核心戰場。當前，議員們審議法案時，大多聚焦政策層面的利弊得失。這固然重要，惟不應忽略的根本是「法律才是魔鬼細節」這一關鍵。一部法例的實際效用，最終取決於其法律條文的清晰度、嚴謹性和可操作性。

參與法案委員會 需鑽研法律文本

一個普遍現象是，香港許多現行法例的修訂，都採取小修小補方式，例如《僱傭條例》、《建築物管理條例》、《道路交通條例》等。長年累月的零散修訂，導致法例變得異常冗長複雜，令市民和執法者都難以適從。這反映出在審議法案時，議會缺少從整體法律框架出發、以系統性思考的視角。因此，議員在參與法案委員會時，需要投入更多精力鑽研法律文本本身，與法律顧問及政府代表就具體條文反覆推敲，確保法例於邏輯上自洽、在執行上可行，避免因細節疏忽，而導致立法原意落空。

於現行機制下，絕大部分立法工作仍需依賴政府主導，議員推動新條例草案的難度較大。同時，政府在採納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的建議方面，也存在時間滯後問題。例如，關於備受爭議的「逆權侵佔」制度是否應予廢除，法改會早已提出建議，惟相關修例工作至今未有實質進展，反映出立法議程與社會迫切需求之間存在脫節。

加強立會與政府的前瞻協調

要解決這一問題，需加強立法會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前瞻協調。新加坡的經驗，再次提供了有益參考：其政府部門內部設有常駐律師，這些律師深入了解部門的運作和發展脈搏，能夠於政策醞釀階段就提供法律意見，確保未來的法例修訂更具前瞻性和適切性。

香港特區政府可借鑑此模式，改變目前「有需要才找律政司」的被動做法，建立更緊密的法律支援與政策制訂聯動機制。同時，立法會亦可與律政司及各政策局建立定期會議制度，提前就立法規劃溝通，共同商討如何將法改會的重大建議，更有效地轉化為立法議程，從而使法律的更新迭代，能夠更及時回應社會發展。

在行政主導體制下，立法會的角色不是削弱了，而是需要變得更專業和高效。通過改革議事規則以聚焦民生實務、深化法案審議的專業深度、加強與政府的前瞻協調，立法會能夠更好地發揮其「監督與配合」的作用。這並非為了製造對立，而是為了構建一個更成熟、更具建設性的行政立法命運共同體。一個積極作為、專業務實的立法會，將是推動香港「由治及興」、提升整體治理效能、回應市民美好生活期盼的關鍵力量。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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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