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阮穎嫻：重注創科經濟將香港帶往何處？
【明報文章】去年施政報告發表以來，我曾評論其中多項政策方向，尤其聚焦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包括2023月6月6日《從創科沙漠到創科中心》，2025年6月10日《產業政策的兩面刃》），但其後實施成效值得審視。今年施政報告於9月18日發表，有很大部分跟去年一樣，好聽就叫延續去年基調，唔好聽就是換湯不換藥，毫無新意，因此無必要篇幅冗長，害官員議員在宣讀時瞌眼瞓。
今年，施政報告仍把發展定為核心目標，依然以推動經濟發展、吸引人才及擴大市場為主要方向，這一點與去年並無根本改變。這反映香港在後疫情時代重啟經濟、強化競爭力的急迫需求。
融資開發新區 需提令人信服藍圖
現在開發新區最大問題是無錢。「明日大嶼」才剛剛正式宣告「玩完」，係好事。政府赤字連年，盈餘萎縮，並無財力同時開發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嶼。北部都會區背後是促進深港同城化，融合大灣區的國家大方針。明日大嶼只是前朝林鄭月娥提出的計劃，現在人走茶涼，應該擱置。已花出去環評的錢，是沉沒成本（sunk cost），無可奈何。明日大嶼不應上馬，早聽我講，政府可以省下更多錢。
問題是政府財赤會否嚴重到連北部都會區都無錢發展。有說政府連基建都無錢興建，所以想用「片區開發模式」，要發展商投地之餘幫忙發展基建。但香港住宅價格已連跌3年，累計跌三成，商業地和商舖跌得更多，因此發展商自己都無錢，個個負債纍纍，未必有資源參與片區開發。二三線發展商要承擔這麼大型的發展當然吃不消，大發展商亦不看好前景，並有資金流問題。唯一有錢的發展商已經被嚇跑，運河一役弄得焦頭爛額，裏外不是人，恐怕沒有意欲發展北部都會區。
發展商要計一條投資回報的數，買地起樓預期回報要夠高才有經濟誘因令私人發展商參與。有來自中國內地的經濟學家告訴我，雖然北部都會區吹到如火如荼，但國策是大灣區融合，最後兩地的樓價融合到一樣，那北部都會區的地究竟值幾錢？為什麼有人會用現今香港價錢買樓及買地？內地經濟學家說，有錢不如去買深圳河以北現時低水的房地產。
政府打算以基建債、公私合作模式 (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BOT）、設立新公司等方式分攤資金與風險。但無論如何融資，最後是否能收到回報，政府需要提出令人信服的藍圖。綜觀近期內地政府牽頭發展的雄安新區和前海等，都有點雷聲大雨點小。
產業園發展不能只靠土地
北都要發展成科技中心，鄰近深圳；深圳是中國創科中心，在深圳旁邊發展一個區，依仗它的外溢效應，可能成功率較高。那就要看在制度、配套上是否能吸引更多香港境內生意。對於深圳政府來說，肥水當然不流別人田。香港從來不是創科中心，環球科技業者首選是美國，然後是新加坡，再來才可能是香港。其他競爭者包括有迪拜及其他中國城市如北京、深圳、上海。所以香港是創科人才最少第三手選擇。
如何利用香港優勢，把創科產業及人才引進才是真正挑戰。產業園發展不能只靠土地，應以供應鏈為單位，精準招攬企業。針對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重點產業，繪製完整的產業鏈圖譜。先確定幾家核心企業，再透過專業服務和測試場景擴大生態圈。人流、物流和數據流需同步規劃，解決簽證、住屋、跨境運輸和數據交換等障礙，避免資源無法流動。
政府可將知識產權交易、國際仲裁、標準認證等高增值服務納入園區，加強香港優勢，避免與深圳等地競爭。考核官員應聚焦有效就業、人均產出和高收入，而不是單單窮盡資源「起到出嚟當贏」（或當達成KPI）。施政報告雖強調創新及基建，但缺乏提升中小企生產力和改善營商環境的根本改革，令人擔憂發展動力的持續性。
報告強調與內地的多方面連接，如金融互通、北部都會區、人才與教育合作，力求成為「超級連接器」。然而，香港能否憑此打造跨境金融創新中心或企業總部基地，仍需更具體的制度創新及流程簡化。現階段兩地產業結構、監管和人才融合仍有磨合，跨境合作基礎仍未穩固。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不容有失。由於投資巨大，若無回報，必然對政府整體財務穩健構成壓力，最後難免影響民生社福等開支。影響到褔利，已經不止是納稅人的事，而是全香港人之事。因此，除了加速興建，跨境協同、制度、法規等更需要關注。
工程「開數」需清楚交代
另外，施政報告第240項「支援中小企」，第（iii）項稱，「政府原訂未來五年的基本工程開支每年平均約為1200億元，為支持本地建造業，我們會額外預留300億元在未來兩至三年加大工程項目開支，以持續推動經濟發展」。現在的工程項目愈來愈多由非本地建造商承辦，本地建造商例如80年老牌建商保華清盤收場。建造業因為外勞問題，有本地工人投訴無工開。在輸入外勞一事上，政府需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非本地勞工在香港搵錢，但會將一部分的錢匯離香港。由於這些錢沒有投入到本地經濟，沒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造成漏損（leakage），間接影響香港的生產總值。
此外，300億用來做什麼工程，施政報告沒有說明。本身每年1200億基建已經相當高昂，300億不是小數目，沒有指定用途非常不尋常。用來做什麼工程，政府需要向納稅人交代。公營機構及法定機構，每每開數，要寫得很清楚。我去學術會議，報銷公共交通費用，區區73港元，都會被問及是搭何種公共交通，然後還要解釋是機場快線加了價。慳慳埋埋，濕濕碎碎，幾廿蚊都問長問短，幾個部門來來回回，連行政成本都蝕埋。現在300億話走就走。
帳目不清是發展中經濟體的常見弊病。當一些款項沒有指定用途，任由官員配置，容易造成貪污腐化。常見例子如尋租行為，政府的標都給了自己人，大家努力攀附，不事生產。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Daron Acemoglu，亦有講過掠奪式制度的問題，令很多國家不能發展。究竟香港會繼續向這個方向行去，還是可以取道包容式制度，讓大家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這才是香港經濟是否能長遠發展的關鍵。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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