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o Z藝術字典：M-Mural壁畫

【明報專訊】早前網上有則帖文關於一幅商業壁畫被人塗鴉，有人替畫家不值，亦有人矛頭指向作品質素，掀起熱烈討論。香港有不少壁畫，有關於社區藝術的，有政府、公共機構或私人委約的，林林總總，今期我們談談「壁畫」（Mural）。

史前壁畫

壁畫是指直接繪畫於牆壁、天花板或其他大型垂直表面上的藝術作品。與一般畫作不同，壁畫通常面積龐大並與建築結合，成為整體空間的一部分。壁畫不僅具有裝飾功能，更承載着文化、宗教和社會意義，是人類歷史上重要的視覺傳播媒介。

壁畫的歷史可追溯至史前時代，其中最早期的例子是洞穴壁畫，如1868年在西班牙發現的阿爾塔米拉洞穴（Cave of Altamira）及1940年在法國發現的拉斯科洞穴（Lascaux Cave），這些壁畫多描繪動物與狩獵場景，反映早期人類的生活方式與信仰。隨着文明發展，壁畫成為古人記錄歷史與傳達文化的重要手段，如古埃及人便在墳墓與神廟中繪製壁畫，記錄宗教儀式與重大戰役。而印度的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及中國的敦煌石窟（Mogao Caves），則融合佛教信仰。

文藝復興與壁畫

在西方藝術史中，壁畫佔據重要位置，從古羅馬的龐貝古城（Pompeii）到文藝復興時期，壁畫的形式與內容逐漸演變。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後被火山灰掩埋的龐貝古城，奇蹟般地保存了大量精緻的羅馬壁畫，這些作品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希臘神話、自然景觀與日常生活的想法。進入文藝復興時期（14至16世紀）壁畫藝術更臻成熟，可謂西方藝術史上的高峰。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1475-1564）於1508至1512年間在梵蒂岡西斯汀禮拜堂（Sistine Chapel）創作的《創世紀》（Sistine Chapel ceiling），以及1536至1541年完成的《最後審判》（The Last Judgment），氣勢磅礴，構圖精妙，是藝術史上的重要作品；而拉斐爾（Raphael，1483-1520）於1508年至1520年間為教宗儒略二世與其繼任者在梵蒂岡宗座宮創作的壁畫（現名為《拉斐爾房間》，Raphael Rooms），包括為人熟悉的《雅典學院》（The School of Athens），便涵蓋宗教、歷史、哲學與政治，體現文藝復興時期藝術與思想的深度探索。

現代壁畫運動 以藝術服務社會

到20世紀初，壁畫成為公共藝術與社會參與的重要表現形式，突破傳統宗教與宮廷壁畫的框架，轉向社會批判、文化認同與個人表達，稱為「現代壁畫」（Modern Murals）。20世紀初的墨西哥壁畫運動（Mexican Muralism）是現代壁畫的重要起點。藝術家如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1886-1957）、荷西‧克萊門特‧奧羅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1883-1949）與大衛‧阿爾法羅‧西凱羅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1896-1974），在墨西哥革命後受政府委託，於學校、政府大樓與公共空間繪製大型壁畫，主題多關注勞工、原住民與革命歷史，強調藝術應服務社會，並打破精英主義。

其中，迪亞哥於1933年為紐約洛克斐勒中心RCA大樓大堂創作的《十字路口上的人》（Man at the Crossroads），後來更成為公共藝術與政治介入的經典案例。畫作描繪科技進步下人類面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抉擇。這幅畫構圖分為3部分：中央是一名操作機械的工人，象徵勞動階級的力量；左右兩側分別呈現資本主義的奢華與社會主義下的群眾運動。洛克斐勒家族（Rockefeller family）最初同意其創作意念，但在《紐約世界電訊報》批評該畫為「反資本主義宣傳」後，里維拉隨即在畫中加入列寧（Lenin）的肖像與蘇聯五一遊行的場景作為回應。此舉引起時任洛克斐勒中心董事納爾遜‧洛克斐勒（Nelson Rockefeller）的不滿，要求刪除列寧圖像，惟里維拉堅持不改。壁畫最終於1934年遭下令摧毁，成為藝術自由與政治審查衝突的象徵。里維拉後來在墨西哥城的貝拉斯藝術宮（Palacio de Bellas Artes）重繪此作，命名為《掌控宇宙的人》（Man, Controller of the Universe）並保留原有的政治意涵，展現其政治立場及對創作的忠誠。

雖然里維拉的壁畫被移除，但亦有藝術家在政治爭議下能自由創作。墨西哥社會寫實主義畫家奧羅斯科於1932至1934年間，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貝克紀念圖書館閱覽室繪製的大型壁畫《美洲文明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以24幅濕壁畫探討美洲原住民、歐洲殖民、戰爭與工業化對人類的影響，畫作於2013年被列為美國國家歷史地標。不過早在其發表的時候，亦曾惹來反對聲音。奧羅斯科在壁畫中對資本主義、現代工業、軍國主義與制度化教育提出尖銳批判，這讓當時許多保守派人士感到不安。有人寫信抗議：「奧羅斯科以繪畫的形式高喊《共產黨宣言》！」並指他是「極端左派的共產主義者」。然而作為共和黨人的時任校長霍普金斯堅決捍衛藝術創作自由，作品因而得以保留。其後學院允許保守派校友創作另一套壁畫《霍維壁畫》（Hovey Murals）作為「回應」，體現了言論自由。

壁畫有趣的地方是，它經常在公共空間出現，而非私人領域。不同人會對作品有不同的意見及想法，同時展開不同的對話。隨着時代推演，作品的意涵、大眾對作品的態度，亦會隨之而改變。

藝術扶助 壁畫走近大眾

壁畫除了可以傳達理念，有時竟也是一種扶助藝術家的手段。說的是美國政府於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推出的「聯邦藝術計劃」（Federal Art Project，簡稱FAP）。這項計劃不僅為當時失業的藝術家提供工作機會，也讓藝術更貼近大眾生活。FAP強調藝術為人民服務，認為藝術不應只屬於精英階層，而應融入公共生活，為社會大眾所共享。該計劃涵蓋繪畫、雕塑、壁畫、攝影、海報、工藝、劇場布景設計等領域，是當時美國文化政策的重要創舉。計劃進行8年間，共製作了40多萬件作品，內容與題材不受任何限制，為大約1萬名工藝工作者提供了工作機會。

於壁畫方面，FAP資助數千位藝術家在學校、郵局、圖書館、法院及其他公共建築創作大型壁畫。這些壁畫不僅美化空間，也反映當時社會的價值觀與集體記憶，壁畫不止是政治宣傳，也可以關於地方歷史和社區生活。著名藝術家菲臘‧古斯頓（Philip Guston，1913-1980）便曾為1939至1940 年間的紐約世界博覽會「公共工程促進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展館，創作名為《維護美國技藝》（Maintaining America’s Skills）的大型壁畫。多位後來在美國現代藝術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例如抽象表現主義先驅傑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與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1904–1997）皆曾參與聯邦藝術計劃。

記憶與身分政治印記

在愛爾蘭，壁畫長期以來作為喚起公眾意識、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工具。自20世紀初起，屬新教徒的忠誠派社群便透過壁畫紀念歷史事件，如1690年的博因河戰役，以強化其政治與宗教身分認同。社會運動者經常運用鮮明的視覺語言傳達訴求與理念。在1970至1980年代「北愛衝突」（The Troubles）期間，天主教共和派社群廣泛創作壁畫，表達政治立場與抗爭精神，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圖像之一，是描繪絕食抗爭者鮑比‧桑茲（Bobby Sands）等烈士的肖像。著名的作品包括北愛爾蘭德里藝術家團體Bogside Artists創作的《人民畫廊》（People’s Gallery）系列及首府貝爾法斯特Falls Road的「國際牆」（International Wall）。儘管1998年《貝爾法斯特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簽署後，一些壁畫轉向和平、共融與社區重建等主題，壁畫藝術仍持續演變，成為北愛爾蘭社會記憶與身分政治不可或缺的文化載體。

比利時漫畫壁畫之路

當然，壁畫不一定沉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我們便可在街上看到熟悉的漫畫人物如《丁丁歷險記》、《藍精靈》等，為城市增添一份童趣。自1991年起，布魯塞爾市政府與比利時漫畫中心攜手推動「漫畫壁畫之路」（Comic Strip Route）計劃，旨在向比利時深厚的漫畫傳統致敬，並活化城市空間。此計劃至今已創作超過80幅壁畫，遍佈布魯塞爾多個街區，使它搖身一變成為一座露天漫畫博物館。市政府亦提供詳細地圖與導覽資源，鼓勵民眾以漫步方式探索「漫畫之路」。這些作品不僅美化街景，更成為旅遊熱點，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漫畫迷與遊客朝聖，成功結合城市美學與文化傳承，作為城市身分的視覺象徵，塑造鮮明且獨特的城市形象。

放眼香港，早期的壁畫多見於社區中心或學校外牆，質素參差，常被視為「美化」或「活化」社區的手段。近年，在地產商與商業品牌推動下，加上打卡文化盛行，壁畫成為吸引目光的「流量密碼」。可惜不少作品內容大多流於表面，缺乏深度，形式單薄。雖有如HKwalls等較具規模的壁畫項目，為本地與國際藝術家提供創作平台，但部分作品卻與所在社區缺乏連繫，令人難以產生共鳴。加上香港作為高度密集的城市，視覺空間已幾近飽和。究竟我們是否真的需要這些壁畫？還是反而要一點喘息空間？究竟怎樣的壁畫才能為城市及所在的人添上意義？這或許是香港面對的真正問題。

文˙ 葉曉燕

{ 圖 } 網上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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