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曉瑩：AI時代的文化及創意產業變革

【明報文章】隨着新學年開始，不少師生都將更多與人工智能（AI）相關的工具及知識，融入到日常教學與應用。除了更有效率及規模地搜尋和整理資料，生成式AI工具也重塑了文化產業及藝術創作邏輯，為文化教育及創意產業帶來前所未有的變革。這場變革不僅限於技術層面，更深刻影響了文化產品及體驗的生產方式、文化工作者的角色，乃至整個產業生態系統。筆者將從「科技決定論」和「使用與滿足理論」兩大學術視角出發，結合具體AI應用案例，探討其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科技決定論：

文化產品創作與消費新模式

「科技決定論」這個理論，由美國社會學家Thorstein Veblen首先提出，認為技術的發展是推動社會和文化變革的主要動力；理論根基可追溯至德國哲學家Karl Marx關於生產力與社會結構關係的論述。其核心觀點認為，技術發展是社會變遷的主導力量，技術不僅是工具，而是一種具有自主性並決定社會、文化及行為模式的力量。

在文化創意領域，AI作為一種先進的技術力量，正改變文化產品的創作與消費模式。AI工具如DeepArt、LMArena、NVIDIA Canvas等，能夠將簡單的圖像或文字提示，轉化為用戶可簡易生成的影像，降低了創作門檻，提升了生產效率。AI在音樂創作方面的應用，也開始普及：Suno、Flow Machines等系統，能夠根據不同音樂風格自動作曲，並被用於電影配樂和廣告音樂製作。影視行業則利用AI編劇和自動剪輯技術，像是由英國導演Oscar Sharp和美國紐約大學AI技術研究者Ross Goodwin共同創作的Sunspring，就是神經網絡自動生成科幻實驗短片的案例，以AI嘗試重塑電影製作的可能性。

正如現代科技決定論的重要代表學者Marshall McLuhan所言——「媒介即信息」，AI科技作為媒介本身，就重新定義了人類感知與社會結構。若我們以其論點應用至觀察文化產業結構的轉變，AI不僅令創作流程自動化，也促使文化勞動向新形態轉變。

使用與滿足理論：

文化工作者與消費者的選擇和互動

另一方面，「使用與滿足理論」由美國傳播學者Elihu Katz提出，主張受眾是主動的媒介使用者，會根據自身社會和心理需求選擇媒介，並從中獲得滿足；強調人們「用媒介做什麼」，而非「媒介對人們做了什麼」。在此語境下，該理論更強調文化工作者與觀眾對於AI工具及內容的主動選擇和互動。AI工具的廣泛應用，使創作者能夠靈活運用生成式AI（如Midjourney和ChatGPT）來激發靈感和高效創作；消費者則透過個性化推薦系統，得到符合其偏好的文化內容，形成更為多樣和互動的文化生態。

如在香港及粵港澳大灣區，生成式AI被應用於文創產品設計和數字技術發展。部分博物館及文化機構透過AI，推動傳統文化符號的現代化傳播和年輕群體的文化參與。文化遺產管理的機構，通過AI修復和3D重建技術，使敦煌壁畫、故宮文物等得到創新性的保護與傳播。AI生成式的虛擬人像和互動媒體應用，如韓國虛擬主播和Meta AI Avatar，則開創了生成式娛樂與商業的新市場。

對策建議：政策制訂與產業合作

AI技術應用，為文化產業帶來巨大機遇——創作門檻被大幅降低，似乎使文化更民主化、多元化；加速產品開發流程，提高了市場響應速度和靈活性；傳統文化融合AI技術，實現數字轉型，既保護又豐富了文化資產，更促進了跨界融合，激發創意新形式和市場新需求。

然而，AI的崛起也伴隨諸多挑戰：版權與知識產權歸屬的法律界定，仍不明確，生成內容的權利保護成為爭議焦點；創意過度依賴算法，可能導致作品千篇一律，缺乏人文深度與靈魂；文化工作者面臨職業焦慮與替代風險，這對勞動市場和創作者的創意及人文精神，提出嚴峻考驗；假新聞、深偽技術等濫用，危害文化真實性與社會信任。

面對這些挑戰，政策制定者和業界應同步推動AI創新與倫理規範建設。政府應鼓勵「產學研」合作，提升文化工作者的數字素養和創新能力，並建立完善的法律框架，保障創作者權益。同時，推動文化產業中「人機協作」模式，關注文化勞動者的職業轉型和心理支持，打造可持續發展的創意生態系統。學術界則需持續深入研究AI在文化創意產業中的多重影響，為社會決策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證支持。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藝術設計系副系主任及助理教授、教與學發展中心（教與學發展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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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曉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