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劉寧榮：中國需要第三次開放：香港的角色
【明報文章】今年是深圳特區成立45周年，早前《人民日報》發表與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對談，標題是〈國家愈開放，會促使我們更加進步〉，談到基礎研究、教育和人才培養。隨後中央出台《關於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這絕非偶然。
深圳改革總是為中國的開放掀開序幕。中美已進入前所未有的競爭態勢；中國的未來，取決於自身改革與開放。香港是否能夠同以往一樣，在中國開放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深圳的改革會否「倒逼」香港，加快北都發展，實現「北創科、南金融」發展佈局？在「雙城記」良性競爭中，香港如何保持自身優勢？超越自己、持續創新，不可或缺。
「第三次開放」序幕已拉開？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晴雨表，也是中國改革開放轉捩點的重要「見證者」。深圳特區成立是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開啟中國融入世界發展的新元年，深圳的變化是中國改革開放寫照。1992年鄧小平南巡，擺脫中國被制裁的不利局面，搭上「後冷戰」超級全球化列車。其後於本世紀初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第二次開放，奠定了今日在世界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國需要第三次開放；深圳的深化改革希望是中國第三次開放之前奏。與第一和第二次開放時中國面對的世界截然不同，中國第三次開放已沒有以往有利的國際大環境。中國必須發內功，透過自身改革，於世界大變局裏保持發展態勢。2020年我預測世界進入「一球兩制」時代，中美經濟脫鈎與科技冷戰難以避免。中國必須謹防他人從外部將中國的大門關上；要把中國開放的大門打得愈大愈好。
中國內地第一次開放選擇深圳為經濟特區，香港是最大因素。當年深圳特區初創，連吃飯都是問題，港人在羅湖開辦了賣叉燒飯的餐館，幫助解決吃飯問題。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港商率先進入內地投資，打破西方制裁。中國第三次開放，深圳經濟產值早已超越香港，深港「雙城記」中的香港角色已今非昔比，但香港在中國第三次開放裏依舊有不可替代作用。
與中國第一和第二次開放的情形不同，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是此次深圳深化改革重心。中央給予深圳明確方向：推進經濟改革與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改革的協同效應，打造深圳為具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一批高水準高校，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
資訊樞紐、資本樞紐與創新樞紐
自上世紀70年代末內地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成功與國家開放息息相關。香港在中國改革與開放進程裏發揮了舉足輕重作用，這一重要角色歷經3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香港作為資訊樞紐，為內地提供貿易和市場資訊，香港企業家首先北上深圳和東莞辦企業。香港成為國際貿易樞紐，離不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製造大國和出口大國。
第二階段：香港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資本樞紐。1993年青島啤酒成為首家在港上市的內地公司；至2023年，港交所上市的內地公司已達1400多家，佔市值逾77%。香港成為中國企業獲取全球資本的通道，寧德時代早前在港上市，於國際金融市場籌集海外擴張所需資本，是近年香港市場最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
第三階段：香港必須成為創新樞紐，於教育和科技創新上發揮關鍵作用，在國家的新戰略發展計劃中扮演重要角色。
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宮發起對華科技冷戰，在高科技領域實施管制，限制中國發展尖端技術的能力。拜登政府上台後層層加碼，對中國高技術出口管制從個別企業轉向全面封殺，禁止對華出口晶片。2018年迄今，近千家中企被列入美國政府實體清單，在取得美國技術上受到種種限制。
中美的較量是創新實力大比併。第四次工業革命，人工智能、半導體與先進計算、5G/6G技術、清潔能源與綠色科技、生物技術與基因工程、航空航太與深海探測、工業互聯網與智慧製造等領域，是推動未來經濟增長和競爭力的核心驅動力，中美投入大量資源爭奪技術領先地位。但如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所言，科技突破離不開基礎研究；基礎理論的研究是孤獨的，需要長期主義。一座城市、一個國家能否提供基礎研究和持續創新所需的生態，極為重要。
香港創新優勢：
研究實力與世界知名高校
這就是為何香港在中國第三次開放裏依舊保有優勢。剛出爐的「Research.com」2025年度全球學者排名，香港獲得驕人成績。港大共有5名教授排亞洲第一；包括港大在內的5所大學，共有6人排名全國第一，反映香港打造強大創新生態系統的潛力。
但仔細看此項排名，26個學科中，前100名的學者約三分之二來自美國，突顯美國的強大科研能力。過去20多年中國大幅提高對科研和教育的投入，自2016年起，中國每年發表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論文數量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高被引論文（highly cited paper）也快速增長，但美國依舊遙遙領先，近40%的高被引論文來自美國學者。
新時期的「雙城記」，最重要是在變局中超越自己，才能超越他人。深圳深化開放與改革的核心議題之一，是支持深圳建好和用好國家實驗室等重大科技創新平台。香港如何依靠自己科研實力與連結全球的優勢，建設國際創新實驗室，為全球科學家提供源頭創新不可缺的基礎研究，走在深圳前面尤為重要。這是擺在香港面前的巨大挑戰，也是機遇。香港需創造優勢吸引全球頂尖人才，以港大為例，過去幾年已吸引上百名來自全球、主要是北美的尖端人才；其他高校也致力從歐美等國招募人才。
「特朗普時刻」天賜良機
香港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具優勢，基礎研究有堅實基礎。香港有5所大學躋身QS大學排名全球100位內，港大排名連續多年快速躍進，已近世界十強的門檻。香港如何以有限資金重點支持兩三家高校打入世界前10，不僅可以吸引全球頂尖學者，而且可招收來自全球的優秀學子。剛成立的大灣區大學將自己定位為「亞洲MIT（麻省理工學院）」，香港更應有這樣的雄心壯志，並提供足夠資源。香港自回歸之日起，就希望將這座國際大都市打造成教育樞紐；儘管非本地學生數量不斷增加，為香港吸引到不少頂尖學子，但離真正的國際化還有距離。
「特朗普時刻」給香港發展國際教育樞紐提供了天賜良機。特朗普決意改變受「白左」、「覺醒文化」衝擊的美國高校，對哈佛大學「開刀」是殺雞儆猴，已發生寒蟬效應，對國際學生前往美國留學產生負面影響。特朗普甚至拿中國留學生作為脅迫中國在關稅上讓步的籌碼，目前在美的中國留學生已從2019/20學年高峰的37萬人，減至2023/24學年不到28萬人。
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宮前，美國眾議院復活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國行動計劃」。不久前，我的母校印第安那大學布盧明頓分校的華裔教授王曉峰，遭美國聯邦調查局在沒有給出任何理由的情况突擊搜查，並被大學開除。香港應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條件，吸引和招聘這些頂尖學者。
深圳改革 會否「倒逼」香港
深圳深化改革的藍圖，也特別提及前海與河套發展，以發揮兩地作為改革開放創新平台的作用。河套作為深港科創樞紐，牽動香港北都發展。深圳進一步開放與改革是在「倒逼」香港，香港必須加快北都發展步伐，讓北都成為香港創新中心。
特別是北都大學教育城，如何打造成為國際領先的教育和科研樞紐，重點在於能否吸引卓越人才，成為香港高等教育創新引擎，推動創新科技產業發展。若只是辦幾個課程、引進幾所大學，類似內地的大學城，毫無意義。香港北都需打造「政產學研企投」的創新生態，充分利用香港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新材料、金融科技等領域的領先科研實力，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在科研、產業、人才等方面深度合作，互補優勢。
本港產業和工業佈局欠理想，惟並非科研轉化和創新的阻礙。近年中國大陸在生物技術領域突飛猛進，2024年中國生物醫藥企業處於臨牀前研究至商業化階段的在研藥物項目，於全球市場份額已達約27%，中國創新藥被美國企業大規模買入。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的張力和方文峰教授研發的、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新藥物抗體偶聯藥物（ADC），實現了「靶向化療」，研究成果兩度榮登《自然》雜誌，並受邀在美國臨牀腫瘤學會發表演講，成為「癌症化療2.0」的前沿新藥。北部都會需聚焦可以依託香港優勢、避免弱勢的領域，生物醫療就是其一例子。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具健全法律體系、便捷融資環境和開放市場，有利於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推進金融、技術、數據等要素賦能實體經濟發展，支援深圳培育發展長期資本、耐心資本，也是此次深化改革的目標。這意味金融需推動科技創新，實現技術突破和產業升級。儘管中國大陸已邁進製造強國的門檻，卻是金融弱國。於中美未來長期競爭共存的背景下，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其地位是中國任何一座城市無法替代，本港金融創新至關重要。香港之繁榮與它的開放度息息相關，其中包括資訊、人員和資本自由流動。
每一次歷史的大變局，都離不開「開放」兩字。香港的成功，離不開開放。香港必須在中國第三次開放裏扮演更加重要角色，而這離不開「創新」兩字。
（作者按：本文純屬個人觀點，不代表任何機構，文責自負。）
作者是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創始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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