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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緻茵:到2030年,職場新人怎樣才不會被AI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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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近來網上正討論一幅有關「2030年的核心技能」圖表,該圖表源於本年度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報告。報告預測,隨着生成式AI(人工智能)、數位轉型與全球經濟結構劇變,到2030年,全球將有39%的現有職場技能被淘汰或需重大轉型。

那麼,哪些技能會被視為新興技能?哪些又會被淘汰?圖表闡述了兩個軸面:「僱主認為員工需具備的重要技能」與「僱主預期員工要增長的重要技能」,藉此將員工技能分為「穩定」(steady skills)、「邊緣」(out of focus skills)、「新興」(emerging skills),以及「核心」(core skills)。當中,「穩定」是指現在重要,但預期未來需求不會大幅增長的技能;「邊緣」是指現在不太重要,未來也不太會增加需求的技能;「新興」的意思是目前不太重要,惟預期未來將增加需求的技能;至於「核心」,則是指現在重要且成長最快的技能。

隨着職場需求轉變,職場新人的生涯規劃和技能,能否適應變化?近年青年因為缺乏向上流動空間而「躺平」的現象,會如何進一步受AI發展所影響?觀乎AI等科技帶來的社會影響,我們的教育制度又追得上這些急促的轉變嗎?

2030年的核心技能是什麼

綜合報告分析,2030年的核心技能並非單一技術能力(technical skills),而是策略性的能力(strategic capabilities)。簡單來說,「策略性能力」就是組織或個人制訂和實現目標的綜合能力。從附圖可見,這些綜合能力包括分析思維與創造思維,韌性、彈性與敏捷性等。有台灣評論員把這種能力理解為「端到端成果」(end-to-end results)。用再淺白的說法,就是:在AI時代,「懂得解決問題的人」永不會被AI淘汰。

筆者也覺得這說法沒錯,也呼應了我們一直聽到的「如何以AI為人類賦能」,以「強化」最終成果的效率、穩定性和質素。未來能夠在職場上創造價值的,並不是一些人類固有的技術能力,因AI已經能夠取代部分技術;能創造價值的也不是AI本身,因策略性的能力不僅涉及技術和數據處理,還包括人類獨特的認知、情境判斷、創造力、情感智慧與價值觀等複雜面向,這些是AI目前無法完全複製或取代的。

職場新人能夠適應嗎?

面對以上轉變,職場新人最少要解決3個問題。

第一是生涯規劃。幾年前,筆者有朋友興致勃勃說要讀程式設計(programming);中小學STEAM(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學)教育與程式設計也有密切關係。到今天,朋友讀完程式設計了,而這能力卻被歸類為「邊緣技能」(見圖)。可見,幾年前做的計劃,到實現的一刻已經變得落後。據報,近來科企Google和Microsoft等的裁員潮中包括程式設計員,這些科企約三成程式碼已由AI編寫,更有Microsoft高層料5年內將有逾九成程式碼由AI產生。未來5年職場轉變特別大,個人計劃如何追得上這些轉變?

這就牽涉第二個問題:在個人計劃很易過時的情况下,原本因為缺乏向上流動空間而感到迷失的新世代,會否更難在社會中找到定位?已有職場經驗的人,或許還有條件承受衝擊;職場新人適應力相對較弱,尤其AI發展仍未定型,未來還會迎來更多變化,他們要適應的難度自然更高。

第三是個人技能。策略性的能力所包含之分析思維、創造思維等,與AI的普及化,本身有矛盾嗎?上月OpenAI行政總裁Sam Altman談到不同世代間採用ChatGPT的顯著差異:嬰兒潮世代主要將其用作複雜的搜尋工具;千禧世代則經常向其尋求建議,或作為初步的諮詢形式。形成最鮮明對比的,是Z世代使用ChatGPT的方法——他們將ChatGPT整合為一個全方位的助理,用於上傳檔案、儲存提示指令,甚至做出重要的人生決策。

不同世代使用AI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對個人日常行為與世代行為的影響,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研究、值得採集實質數據的課題。AI普及化會否構成一種依賴性,以致削弱某些人的策略能力,令他們更難適應職場的新要求?

還記得,兩年前ChatGPT開始被普及使用時,當時大學的討論就是如何防止學生以AI代勞;後來AI成了趨勢,大學所關注的就是學生如何正確使用AI;惟到了現在,未來職場所要求的已是「如何以AI為人類賦能」,以「強化」最終成果,這又已是另一層次的學習與應用了。以上疑問,相信也涉及整個教育或社會制度,不能單靠個人解決。

觀乎AI的社會影響,教育如何追上

宏觀而言,AI將會影響教育的目標、內容、評核等。以中小學教育而言,書寫和語言能力一直被放在核心位置。惟AI普及後,不時會有學生問:「AI寫出來的比我好,為何我要學習寫作?」就評核方面,筆者身邊也有不少大學教師說,現在學生於閉卷考試(closed-book exam)中的表現,與他們交的論文差很遠,因論文寫作有AI輔助,考試時學生就只能靠自己;而有些學生在考試中,連結構完整的句子也寫不到。

這種落差下,我們應如何評估學生到底學到幾多?這現象不止涉及評核,而是教育的目標本身——我們希望將來的學生,與機器維持一個怎樣的工作或生產關係?學生在沒有AI協助的情况下就不能獨立完成工作,是否也是社會普遍接受的教育結果?

雖說教育本身不止是為了確保社會生產力,但「生產力」必然是教育的重要部分。AI的出現,不僅導致企業與員工之間出現巨大技能落差,也導致社會對人力資源需求有所調整。筆者身邊也有決心要中年轉型的朋友,因為他發現當初花了多年時間鑽研的學問,到了今天已失去競爭力,於是決定重新學習一些技能。他並不是決定要進修其他學科,而是學習藍領技能。那麼,我們的制度應如何避免教育與人力資源出現嚴重錯配?

問題的答案沒有對錯,也沒有單一答案,我們欠的一直都是深入的討論和社會共識。「制度」(包括教育制度)本身就有某種固定性;要以制度完全追上社會趨勢,本身就很難。然而,如何令制度的適應能力加強,卻可在當前着手處理。香港教育界現正開始討論如何加強AI在教與學中的應用。筆者期望業界和社會的討論不止於應用層次,而是如何「策略性」地分析AI產生的制度和社會性影響,並提高教育制度的適應能力,避免大規模的社會問題湧現,以及新世代對自我價值產生強烈懷疑。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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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緻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