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劉銳紹：他山之石可攻玉 須知一葉能障目——從兩則台灣新聞看中國大陸近代民主改革之路
【明報文章】最近有兩則與台灣有關的新聞，從中可窺探中國大陸近代的民主之路和探索之困：一是有美國眾議院議員提出台灣是「民主自由的國度」，美國應放棄「一中政策」；二是台灣正出現「罷免潮」，政局亂紛紛，總統府日前舉行五院院長閉門會議，希望各方團結。
上述兩宗新聞好像互相矛盾，但只要清晰梳理，就可以得到啟發，探索中國大陸的民主路怎樣才走得穩妥？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語出《詩經．小雅．鶴鳴》），琢磨成器；千萬不要「一葉蔽目（後世多用『障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語出《鶡冠子．天則》及三國魏邯鄲淳《笑林》），自傷由治及興之路。故引為今天標題。
（1）美國藉台灣打干擾戰
──美國24名共和黨眾議員近日提出共同決議案，建議「回復與台灣正式外交關係」，並結束「一中政策」。表面上，這個建議語出驚人，但其實只是共和黨人趁特朗普「亂槍掃射」之際的干擾戰而已。再看程序，美國參眾兩院共有535名議員，這議案成事的機會甚微，至少還有頗長的路程。
──况且，「共同決議案」對美國政府沒有約束力，只是表達意見而已。特朗普目前還有很多牌未出，他與中國（及多國）的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還會持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此刻不會隨便出牌，把中美緊張關係上升到更高的對抗層面。中國也看透這類政治遊戲，所以沒有太多理會這個議案，甚至沒有什麼反應。
──假如美國政府真的有具體行動，觸碰中國這條底線，屆時不單中國官方反對，國民也會反對，對北京來說也許是一個凝聚的契機，內部矛盾得以轉移到「國家分裂」和「兩岸危機」之上。這樣的趨勢，也不是美國的如意算盤（兩岸維持分裂，不統、不獨、不戰）。
（2）如何看台灣「罷免潮」和民主探索
──可見，台灣的民主探索是一回事；美國因為「台灣民主」而想否定「一中原則」，又是一回事；台灣的民主實踐效果，也是另一回事。這三者必須用「條塊分割法」冷靜觀之。
平情而論，台灣的政治制度和現實並非無懈可擊，它不是什麼都好，尤其是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了不少毛病以至弊病。2004年陳水扁競選連任時「兩顆子彈擦過肚皮」，令他「負傷當選」，這案至今仍是謎團。此刻出現的「罷免潮」，則是各黨派把制度的平衡作用，變成鬥爭工具。至今最少已有數十個罷免案提議書，涉及立法委員、市縣長和市縣議員，包括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在立法院三黨不過半的形勢下，內耗不斷，當局要召集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閉門會議，力圖化解僵局。
──但即使如此，也要看到台灣在民主探索過程中的高潮和低潮，前進、停頓和後退的規律，以至整體的發展趨勢；不能因為眼前的困頓甚至倒退，而一概否定台灣的民主探索和已取得的進程。
在「罷免潮」出現之後，內地和香港部分輿論只着重報道「台灣政治混亂」，以致引伸出「民主非好事」的立論傾向。用內地的話說：這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理性探討並無好處。
客觀而論，台灣由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民主探索，總體趨勢是在起跌中前行的，由開放報禁、黨禁，到1996年直選領導人，適應了台灣人民的訴求。台灣政治也逐步改變或改善了「三大問題」，包括黑金政治、暴力政治和抹黑政治。容或這些問題可能仍以其他形式存在，但跟當年堂而皇之、百無禁忌的情况相比，程度和範圍已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台灣政治探索的一個成績，就是處理和解決了人民的參與權問題，包括參選權和選民自由選擇的權利。
──我從1980年代開始跟進兩岸動態，由1990年代起多次到台灣採訪、交流、觀選、研究，不會盲目讚賞台灣的政治和實踐；我也看到台灣有很多弊病。但如果從總體發展的角度看，台灣民主制度的進程，確是兩岸三地中比較明顯的。不過，這與不同時期的執政者表現，又要一分為二，無論國民黨或民進黨，也有表現不濟之處。
所以，應該關注的問題是：台灣的民主探索，有沒有帶來政治和管治團隊優質化？與此同時，內地和香港的政治環境及質量有沒有優質化？如果看到台灣政治出現逆流或倒退，就得出「劣質化」的結論，那又是否另一種劣質化？相反，可否他山之石可攻玉，毋須一葉障目以至失諸交臂？
（3）中國大陸近代3次民主改革機會
──數千年的封建文化，令中國的政治改革起步較晚，但在近代也至少出現過3個機會。第一個是晚清的戊戌維新，光緒帝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協助下，於各方面都有新嘗試，但民主意念仍在保證皇權的前提下未能萌芽；後來更在慈禧等皇族和權臣的扼殺下結束，戊戌維新變成「百日維新」（只是103天）和「戊戌政變」。在中共的歷史評價裏，也批評慈禧等人。
第二次是袁世凱當政的時候，他借助當時的歷史條件，促使清帝退出歷史舞台，結束數千年的封建王朝模式。但他後來沒有抓緊機會，落實與南方革命黨人的事前共識，推動政體改革。毛澤東也先後在〈《倫理學原理》批註〉（1917年）、〈民眾的大聯合〉（1919年）、〈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等文章和講話當中，多次批評袁世凱（分別見於《毛澤東早期文稿》和《毛澤東選集》）。
第三次是1980年代，先推行經濟改革，然後逐步推動政治改革，例如恢復差額選舉、人民知情權寫入中共黨章等。那時候又出現「新權威主義」保駕護航，有關工作準備得不對。但在「六四」之後，一切戛然而止。可見，如何抓準機遇，是歷代的共同問題。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3個年代的民主意念孕育和提升之際，都同時出現一種言論，就是「中國未有民主基礎，中國人未有這種素養」。這或許是當時其中一種現實，惟關鍵是如何面對這種狀態？是任之由之，隨水漂流？還是有步驟地培養、開啟民智？如作第一種選擇，則會等待復等待；如作第二種選擇，假以時日，將有階段性和質量的成績。這對強國、強政、強民也有好處，可惜都輕輕放過。
──退一步而言，容或「未有基礎」之說成立，但今天也可以靈活應變。在「一國兩制」的原意中，本來就有「政治體制試驗田」的構想。也許有人認為「香港的試驗沒有成功」，但即使如此，是否可以在澳門嘗試原先的構想呢？澳門無論在維護國家安全系數、民情保險系數、操作順暢系數等方面，都不會造成憂慮。
這不是怪論，有些人甚至認為我這類意見很保守，但只要用「闊歷史」角度（還未到大歷史），把近代的歷史經驗互相印證，就可以發現：解開心鎖、輕裝前進、準確審時、成竹在胸，就是由治及興的最大標誌，為何不嘗試呢？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其實特朗普並不高明，他只是胡亂運用昔日各個霸權的強權經驗，惟沒有吸收昔日列強由盛到衰的落日經驗，早晚也會「他山之石不攻玉，毋須片葉也障目」。總之，中國對外對內都要和睦，就是萬試萬靈的綱目。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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