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烏茲別克人權律師 居中協調官民 推動人權

【明報專訊】來自烏茲別克的人權律師Dilfuza Kurolova（下文簡稱Dilfuza，圖）是另一名去年接受本報專訪的港大亞洲環球學人。烏茲別克在新總統管治下被認為更為開放，但Dilfuza指出，在人權等議題上仍有一定紅線和禁忌，因此她選擇「站在人民和政府的中間」，嘗試推動人權或公民社會進步的政策，尤其是充當烏茲別克與西方的「傳譯員」，避免雙方相互誤解而影響落實人權變革。其路線背後的立論基礎，在於她認為無論在任何國家，政府都有終極權力，倘若人民想要改變，說服政府是最重要。

談到烏茲別克以至中亞地區的人權狀况，Dilfuza坦言如果去看歷史，會發現烏茲別克以至中亞地區曾有一些事件導致公民社會更封閉和有限，例如是塔吉克內戰、安集延事件（編按：2005年烏茲別克政府鎮壓東部城市安集延的示威，造成大批死傷），又或在烏茲別克、塔吉克以至吉爾吉斯的炸彈襲擊，之後再有吉爾吉斯國內騷亂，她認為這些事件令區內政府更為擔心國內的人權訴求，變相導致公民空間收窄。

烏國政府擴開放 惟紅線仍存

然而，在原總統卡里莫夫2016年逝世後，新上台的米爾濟約耶夫政府被視為令烏茲別克比之前開放。Dilfuza認為，新政府其一想法是想展示自己跟前朝再不一樣，有完全不同的行事方式，這正是為烏茲別克出現更開放、更多改革、更多變化的政府，也是為何人權變成其一沒那麼多禁忌的議題，但紅線也並非完全消失，「我們理解過去並不遙遠。我們依然有舊政權的成員掌權，那也意味着仍存在你永遠不能談論或觸碰的紅線或禁忌議題，你需要對此小心謹慎」。

Dilfuza坦言要在烏茲別克推動人權，就需要清楚上述紅線或禁忌，「如果你跨過了它，那通常會為你帶來許多麻煩，例如被控告、抹黑聲譽又或被認為是遭西方洗腦的左翼反對派之類」。因而，她選擇了另一路線——「站在人民和政府的中間，嘗試推動一些可以為公民社會和人權帶來變化的政策」。

她自言在做訪問學人的這3個月，認識中國大陸、香港以至一些亞洲國家，可以看到相似之處，即站在人民和政府中間現時屬於「在當前政權下推動人權的唯一方式」，因為即使示威有時有用，但面對非常強大的政府或權力，結社或示威會有很大危險，這時候人們需要知道還有另一選項。

在地語境闡外國政策 免誤改革

身處烏茲別克，Dilfuza的具體做法是在不同國際項目居中翻譯，「你也可以說那是政府和國際機構的中間人」。她自言有時候會將國際政策翻譯至國家標準語言給本地讀者，有時候相反，將烏茲別克的法律、政策、立法翻譯成外文。其實有些相同的概念，在烏茲別克和外國只是用上不同翻譯方式，「因此當我嘗試將（外國事物）放到烏茲別克的語境，嘗試翻譯給烏茲別克政府聽，並說：『對方所要求的東西完全不是要跟你們作對！』」對於烏茲別克的政策，道理也一樣，「當政府說些什麼，我也會翻譯給國際社會聽，那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因為有時候你要領略弦外之音」。

政府擁終極權力 說服取信最重要

Dilfuza本身在國內名校塔什干國立法學院畢業，先後在政府和不同本地或國際非政府組織任職，她自言在司法機構內外打滾多年，故更能掌握字裏行間的差異。她舉例說，如果有些事情不受管制，在西方通常會被翻譯為「沒有禁止的事就是獲准的」，但在較專制的國家，你要解讀成「沒有獲准的事就是被禁止的」，而這就是思維上的差別。她自信這套模式會有助細水長流推動人權，她說：「我相信在任何國家、世界上任何地方，政府都有終極的權力，如果他們想改變，他們就會改變。為了造成改變，人民需要取信他們（政府）。歷史顯示每當有政府和人民站在同一陣線，就會有真正的變化。」

她以自己關注的女權和家暴議題為例，壓迫女性的情况數十年來如是，但對烏茲別克人來說，這就像家庭內部的事，外人難以干預，直至她敬佩的獨立女權網上平台NeMolchi.uz出現，供女性的性別暴力受害者匿名上報遭遇，於是女權社群開始談論女性被殺或自殺的情况，到數據出現後，政府再難以抵擋，到總統開始談及這話題，政府就由上而下出現變化，「現在我們有了性別政策，今年（受訪時為2023年）我們就家暴刑事化立法」。

然而，她不同意這做法算是「妥協」，而應稱為「建設性對話」（constructive dialogue），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只是被動接受政府說「不」的事情，後者是己方不同意然後提出建議。她舉例說，2019年時烏茲別克提出有關保護令的法規時，保護令只長兩個月，但無法取得成效，於是他們建議透過司法覆核可延長至一年，政府覺得合理便同意了。

明報記者 周宏量

（港大亞洲環球學人系列四之二）